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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析文评:《敏锐的思考与艺术的表达——戴绍康作品阅读随想》

2016-12-2 10:38| 发布者: 杨振峰| 查看: 632| 评论: 0

摘要: 王明析,男,1958年生。在《书屋》《博览群书》《散文》《名作欣赏》《贵州作家》《今日文坛》等刊发表200多篇小说、诗歌、散文、评论等。著有读书随笔《忧郁的告白》(上海文汇出版社2015年版)。

敏锐的思考与艺术的表达

戴绍康作品阅读随想


作者:王明析


新时期黔北作家,写得最好的不是戴绍康,但如果谈到思想敏锐,并将其思考的问题行诸小说予以艺术地表达,这个仡佬族作家无疑极具超前意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黔北作家风头正健,何士光的《乡场上》《种包谷的老人》《远行》与石定的《公路从门前过》先后被全国短篇小说评奖委员会青睐,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窃以为是对当下现实生活的同步反映。戴绍康此时初登文坛,但他的写作没有跟风随大流;虽然他也关注现实,关注仡佬山乡他的族人生活,但是他眼光独到,思想超前,以致小说发表后,一些评论家虽然很欣赏他的作品,然而很遗憾的是,却往往有一些误读。

《在故乡的密林中》是戴绍康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发表于《山花》1984年2期,随后被《作品与争鸣》转载于当年第8期,是他第一篇在全国较有影响的小说。《密林》的故事发生在大山深处:落脚寨的杨矛因为想迅速发家致富,特别是想作为“万元户”去参加县里的劳模大会,深入故乡的密林去砍树、挖树兜熬柏香油(“熬柏香油”是务川俗语,即小说中的“干馏柏香油”“蒸柏香油”)。对儿子杨矛杀鸡取卵式的致富方式,父亲杨大昌极为反感,并坚决反对。但杨矛在面临种种不祥之兆的情况下仍然一意孤行,因为他信奉的是“乱做乱发财”。历经种种艰难险阻后,杨矛终于如愿以偿熬了价值一万五千元的柏香油,但在走出故乡密林的途中,遇到暴雨山洪,杨矛的柏香油全都“打水漂”了。所幸的是,杨矛在“河水已经完全变成黄色,像调稠了的鸡蛋浆”似的激流险滩中还挣扎出了一条命。

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故事,其中所包含的意蕴竟出现了多种解说。有评论家盛赞杨矛是新时代有商业眼光的农民;也有评论家说杨矛响应党的富民政策号召,敢于开拓大自然,是勇敢无畏的农村新人;而最奇葩的分析是,说这部小说是“主题先行”的产物,故事情节是臆造的,“作者是以唯心主义‘宿命论’和‘因果报应’来结构其作品的,从而留下了一些令读者拍案而起的败笔,但即令如此,作品的完成却给人们一个意外的发现,那就是成功塑造了一个新时代农民开拓者的形象杨矛”。而著名文学评论家何镇邦则这样解说这部中篇小说:“作者企图通过这一悲剧性的事件告诉我们,没有先进的科学文化,就不能建设现代化的农业,更不能使千千万万农民把劳动致富的愿望变成现实。我以为,这正是《密林》说蕴含的主题新而又深之所在。从这一点上来说,《密林》既不是一阕‘充满诗情画意的奋进曲’,也不是一声简单的‘历史的警钟’,而是一幅色彩斑斓的农村变革中现实生活的图画;在这个画面里,作者展示着农村变革的新进程,呼唤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催人奋发,发人深省,促人警醒。”比较而言,尽管何镇邦的分析归纳比较切合小说的实际,但何文的评论显然也有明显的“时代特征”。诸如“建设现代化的农业”、“呼唤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些语言,与小说要表达传递的思想内容就有较远的距离。

《密林》蕴含的深意究竟是什么,我想作者一定是清楚的;说不定,当初有人说他小说源自“臆造”,宣扬“因果报应”的迷信时,他还在偷偷哂笑呢(我了解作者的狡黠个性)。试问,中外文学史上哪篇小说不是作者“臆造”的,如果不出自“臆造”,那就不能称其为小说了。分析小说,只能就文本论文本,除此以外,一切自以为是的“专家口吻”和道德判断都是可笑的。上述“奇葩论者”还说,《密林》这部“作品在对杨氏父子性格冲突的塑造中,前后两部分相继分裂,突如其来的环境变迁,仿佛出自两个人的手笔。因此可以说,整部作品的生活功力大大超过了艺术功力,生活的逻辑与艺术的逻辑不相协谐。这,或许是‘主题先行’所导致的”。一方面承认作者有“生活功力”,另一方面又说《密林》的故事出自“臆造”,评论家显然有些“兴之所至”了。

其实,《密林》的故事根本不存在什么“前后两部分相继分裂”的所谓缺陷,只要细读小说,我们实际上可以很清楚地感觉到,在《密林》的前半部分,许多地方的叙述描写都隐藏着一种令人不安的氛围:去深山老林会闹怪病、森林里有神秘的大猫、更可怕的是还有一种叫做“白光”的东西、去的路上要过“鬼门”。说老实话,细心的读者在阅读前半部分时——其实只要阅读小说十分之一的文字——就已经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了。所以,我实在不知道上述“奇葩论”者怎么还会有那种高高在上的教主口吻。在故事情节的逐次推进中,悲剧的发生已经势不可挡。所以,当杨矛侥幸捡得一条命,“靠着丛林中的地瓜草,在密林和沟谷中摸索、跌撞、攀爬,终于逃出了森林”时,面对“白光”,不仅是杨矛感到恐惧,我们也没法不恐惧,因为杨矛看到的是一副极为恐怖的景象:

在快要到家的山上,杨矛在曾经走过无数次的地方,居然迷路了!

“去年,我们在这里蒸柏香油,那满坡的石灶都到哪里去了?”

“怎么连一条路也没有了?”

“这满坡的泥巴、石头都到哪里去了?”

有谁能回答杨矛提出来的这些问题呢?眼前的景象使杨矛感到陌生、恐惧。所有原来的东西。似乎都不存在了。原来的土台,变成了陡坡,原来的小沟,变成了深谷。大地就像是被剐去了皮肤,剔掉了肌肉,只剩下那灰色的、水冲不走的石头,那些石头就像裸露在外的山的骨骼。

当杨矛翻过最后一重坡,首先映入他眼帘的,不是那看惯了的绿色竹林,青色瓦顶,也不是那白色的晒坝,金黄的草棚,而是一条由乱石和泥浆组合成的大河!这条大河似乎还在那里缓缓地流动!

仔细一看,原来的落脚寨已经被冲去了大半!杨矛的家没有了!

作者的叙述描写此前一直很节制,但写到这里,我们透过他频频使用惊叹号的笨拙方式,显然可以感触到他内心的忧愤难平。也是在此时,我才突然醒悟他为什么要把故乡命名为“落脚寨”——落脚寨,我们的故乡啊!大山的儿女如果都像杨矛这样疯狂下去,这个古老民族的族人将来“落脚”何处?他们还能回到故乡吗?

戴绍康的敏锐和洞察力是令人赞叹的,要知道,《密林》完稿于1983年11月贵阳花溪讲习班,而此时驰骋文坛的众多名家写手不是对“现代派”顶礼膜拜,就是还在“伤痕文学”的领地顾影自怜,很少有人关注人类生存发展的生态问题。至于保护古村落、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留住乡愁这些在今天很引人注意的“时髦的”文化话题,则更是闻所未闻。但是,戴绍康此时不仅敏锐地注意到了,而且还写出了这样一篇很含蓄忧患的小说,这是很令人称奇艳羡的。仔细阅读《密林》,看其精细入微的自然景物描写,我们很容易触摸到作者对故乡山水的深爱,对故乡密林的敬畏。所以,小说丝毫没有“主题先行”的图解嫌疑,而有这种看法的理论家,显然太主观和自以为是了。

《滚厂》是作者的第二部中篇小说,曾荣1987年山花优秀中篇小说奖。此时的中国文坛,正走红所谓“先锋小说”和“探索小说”。我们私下闲聊时,戴绍康虽然对卡夫卡、博尔赫斯、马尔克斯等人很推崇,对一些外国名家名作尤其是阿斯塔菲耶夫、舒克申的小说如数家珍,但自己在创作的道路上,依然坚定不移地走传统现实主义的写作之路,一如既往关注着他的族人的生活。《滚厂》是一篇直接叙述描写仡佬人淘砂炼汞生活情状的小说,它叙事描写的扎实厚重,绝非现在某些局外玩文字的人靠查阅资料,或者到仡佬山寨走马观花一趟就能编写出来的。小说里面大量鲜活的仡乡俗语和“滚厂”“打岩子”的情形,以及麻阳洞、麻阳人的野史趣闻,只有长期和这个民族的人生活在一起才能实实在在地获取,并自然地融入小说创作;粗心而又缺乏想象力的读者,甚至可能很难体会、理解它们的神秘性和现实性。在这篇直接以务川仡佬族采砂炼汞为题材的“传奇小说”中,戴绍康的叙事开始有异于《密林》的那种旁观者的叙述口吻,它把人物对话和作者的叙述有机结合在一起,现代小说的某些叙述方式已开始在他笔下初显端倪。《滚厂》对仡佬山乡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有很原生态的描述,它呈现在读者面前的生活画卷是眼花缭乱的,这里既有粗野蛮横,也有诗情画意,同时还不乏神秘色彩,但主线很清楚:通过对茂仙和太乙、麻雀三个仡佬青年围绕滚厂与办学发生的一系列情感纠葛,真实地状写了他们的思想感情,讴歌了仡乡儿女情操的美好。

 

新时期的很多小说家,创作题材虽然相对比较集中,但很少固守在一个领域;其创作方法的“喜新厌旧”也比较常见。不过,戴绍康似乎很淡定。虽然他也非常喜欢外国现代派小说,谈起来头头是道,聊天话题极广,知悉的生活较多,但是,他小说的题材却始扎根于务川仡佬山乡这片故土,乐此不疲地写他十分熟悉的人和事。

戴绍康淡定的心态缘于自信,他坚信决定一部作品成败的关键不是题材,而是题材蕴含的意义,尤其是它的表达方式。那些年,我始终在关注他的小说创作,我相信这样一个生活有趣、思想敏锐的人一定会写出令人耳目一新的好小说。所以,当《帽筒》《鼓手》《水手和他们的衣食号》《宝珠》等小说相继出现在《人民文学》《民族文学》等名刊时,我及时阅读后,和他聊天时都没有很欣赏的口吻。哪怕《鼓手》一篇叙写仡佬人“薅打闹草”的场景和故事令我感到惊心动魄,不由自主想起自己当年在仡佬山寨插队时的类似经历,我依然没有啧啧称赞,因为我认为他的写作水平绝不会止于这样一个近乎徘徊不前的状态。也不知他察觉我的这种微妙心态否;或许,他正在暗暗积蓄力量——就在此时,中篇小说《塬上风》突然在贵州文坛横空出世!

重读《山花》当年的“卷首漫语”,我能想象编辑初读《塬上风》“既惊且喜”的那种欣悦之心。这部中篇小说令我对戴绍康突然刮目相看,因为它似乎超出了我的预期。我那时正是眼高手低的状态,跟风读过不少外国小说,对文坛上一些专业写手老是重复自己、还有小说写法的“落后”在心里颇多诟病,猛然看到《塬上风》,心里禁不住“咯噔”一跳:这种漂亮的小说是我熟悉的那个人写的吗?

《塬上风》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这迥异于戴绍康的绝大多数小说。一般来讲,第一人称的叙事口吻容易把读者带进作品,让读者跟着小说中的人物和故事情节同沉浮,从而更好地体验到一种真切的在场感受。《塬上风》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小说中的“我”是一个十九岁的弹花匠的女儿,人长得非常漂亮。故事一开始,我们不但知道少女非常渴望到也纳去,因为那里有她渴慕的一位美少年,而且,小说还用潇洒漂亮的叙述语言,向我们生动地展现了一个民间剧组内部趣味横生的生活琐事,并很好地刺激了读者的阅读期待,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这部小说中,我们将会看到一些意趣盎然的传奇故事。

但我们知道,编个传奇故事并不难,难的是怎样去讲好这个故事;这也是故事和小说最根本的区别。前面说过,戴绍康很喜欢现代派文学,这一次,我终于在《塬上风》中看到了他被“西化”的一些影子(这样说似乎有些不恭)。从内容和形式看,《塬上风》与他此前的所有小说相比都有明显的不同,其思索走向和表达方式,都有向外国现代派小说看齐和致敬的特点。中国作家借鉴外国现代小说的叙事方式,语言上最容易犯的一个毛病就是欧化。尤其是《百年孤独》被翻译介绍到中国后,一段时间,开篇第一句就是“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这种马尔克斯叙述腔调的小说比比皆是。但是,《塬上风》的叙述语言却丝毫没有这个毛病。它的语言毫无欧化痕迹,完全是中国作风和本土气派,每个句式都很简短,干净利落,但又言简义丰,读起很舒服。

小说一开始,故事就很神秘引人,一个个撩人的场景——不管实写还是虚写——完全随着小说独特的叙事腔调在自然地流动。因为是初读小说,读者很容易把“我”看成是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的一个乡下少女,说不出那些意蕴丰厚的书面词汇。但是,由于“我”又同时兼任了叙事者的身份,所以,读者似乎也可接受“我”那种随意洒脱地“说”(叙述)一些很有内涵的语句了。比如:“门缝里吹来塬上的风,这风微弱而平稳,接着就变得比较坚定而悠长,这是塬上的歌声,它对我们大家都有一种意想不到的作用。我们大家都静静地听,默默地想,这歌声也就激昂起来,扩散开来,我忘情地想着我的少年,心中涌起一种销魂而广漠的哀愁。”在这里,“微弱而平稳”、“坚定而悠长”、“心中涌起一种销魂而广漠的哀愁”既是“我”独特的内心感受,但又是作者推动故事发展的叙述语言。二者结合的巧妙,充分显示了戴绍康已经对小说如何通过独特的叙述语言讲故事有了更上一层楼的认识。而随着故事情节的推进,很快,读者知道,原来“我”是读过高中的:

在我们剧团,除了我,他们都不知道这条驿道以外的世界。我在县城读高中,成绩差毕不了业。到省城去过一次音乐学院,考官要我和他睡觉,照我们家的规矩,不唱红不嫁人。在贞操和堕落上,我选择了前者。

洗澡时,我们欣赏自己挺挺的双乳,修长有力的大腿,它们再也不是一种负担,我尽量使它们无拘无束地微微颤动,旦角的身材就是性命,我害怕身材畸型发育,在途中,我们首先得到解放的,并不是思想,而是我们青春的肌体。

这种通过“我”在去也纳的路上因为触景生情不断漫生出来的回忆和想象,绵绵不绝地带出了一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故事情节,透过其鲜活的画面,不但很好地把过去和现在围绕甘家塬剧团的一些爱恨情仇的故事既繁复又清晰地叙述出来,让我们看到了沿路上一些淳朴野性的民风民俗和具有传奇色彩的历史画卷,而且非常真实地描述了“我”和“我”的家族中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对生死不渝的爱情的相守和珍惜。

优秀的小说都不是对现实生活的照相式纪实,但是,它在很多时候都应该是作者长期生活积淀的自然喷发。《塬上风》是否以务川为原型创作的“文化风情小说”我没有问过作者——这也是没法问的,因为这涉及常识——但我细读文本,从不少地方可以看出,它以务川为蓝本写作应该是有依据的。且不说务川有这样的民间剧组,最重要的是,在作者雅致而洒脱的叙述语言中,常常可看到一些务川方言俗话的自然运用。例如,普字驿看戏老太的泪眼感叹“乖幺呢”(老辈对晚辈的昵称),大哥大嫂还跑“逗幺妹”(跳花灯),他忘情地讲粗话,说要“放翻我”(做爱),我们“现装”(及时及办),一股股恶米酒的香味,等等。至于地名敢字驿”,人名“孔方”,都很容易让一个中年以上的务川人下意识地把他(它)们和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存在联想起来。

我虽然在对《塬上风》进行这种“形而下”的解读,但戴绍康的写作本意也是可以透过其“塬上风”和“也纳”这两个关键词汇作些“形而上”管窥的。前者实际上意为“塬上的歌”——一支爱情的歌、生命的歌、文化的歌!后者很像是一个少数民族的地名,但我初读此小说时就感觉它取名的高妙,因为它让我很快想到一个著名的世界音乐之都。这样的想象交汇在一起,我对《塬上风》似乎又多了一些理解:它既有鲜明的本土色彩和本地气派,但又在力图走向更宽广的文化视域,是一个在思想传递和文化思考上有追求的优秀作品。当年它甫一发表即被《小说月报》头条选载,不久即听说张艺谋有意买断它的版权拍电影,后来不知什么原因使其未果。窃以为,设若此事变成现实,戴绍康当年一举出名固不用说,今日务川恐怕也早就成为“仡佬之源”了!

《塬上风》的耐读,除了故事的神秘外,叙述的既空灵又实在,也是它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至此,戴绍康的小说语言几近完美。一个优秀的小说家,尤其是用汉语写作的小说家,语言的重要性是无论怎样强调都不为过的。戴绍康似乎从来没有在报刊上写过“创作谈”之类的文章,一般读者自然就很难了解他对语言的特殊苛求;我也是在他的QQ空间才偶然发现了他写的这段文字:“一位作家必须是某种语言的仆人,并为其牺牲一切。他/她必须忘记市场和成功,只为他/她的作品而活。事实上,他/她的成就可能在死后才能被认可。一位真正的作家要接受这些。很多当代中国作家用一种‘低智汉语’写作,外国人竟然无须字典也能读懂。他们觊觎市场,藏身高墙后面,被随从保护。作为中产阶级的一员,他们不再存活于百姓之间,不能,也不愿意去探讨社会问题。中国文学类型化由此始。”

我很敬仰戴绍康对语言的追求。因此,我对《塬上风》的出现,既意外,又不意外。

 

戴绍康是仡佬族作家,但他的小说很少使用“仡佬”这个词。在他的各类作品中,他用得最多的词是“族人”。务川恢复民族自治县之前他这样用,之后仍这样用,我对此感到极为钦佩,因为这才是一个仡佬族作家对本民族文化最坚定的守望姿态;而这种姿态,远不是一些为写作“仡佬族文学”而写作的人所能望其项背的。

戴绍康走上写作道路之初,思想就极为敏锐。《塬上风》之后,他虽然又写了一些中短篇小说,但主要精力都用在了一部长篇小说的创作上。我看过这部小说的打印稿,它内容繁复,异象纷呈,颇有可观之处。但是,戴绍康显然对自己要求太严了,其后近十年,总在反复修改,连标题都几易其名。这期间,他又爱上了驴行,伙着一群中青年,几乎走遍了务川山山水水的每一个角落。由于他对小说创作没有那种急功近利的心态,他好像已经把这部长篇忘了,取而代之的是开始爱在QQ空间和报刊上写随笔文字,大晒他的驴行踪迹。我起初很为之感到惋惜,但当我认真读看了他的那些图文后,我好像又多了些理解。如果新创作的小说不能超越自己,那继续“为文而文”还是一种必需的生活方式吗?

我不知这样的猜测是否有几分站得住脚的理由,但我注意到,戴绍康身体虽然在不断驴行,思想却依然敏锐。在没有被那场疾病偷袭之前,他的文字依然令我感慨有加;时至今日,他仍然很关注时政和理论前沿。在我们平时的微信往来中,可以发现他的思想依然活跃而又先进,远比一些年轻人更能洞悉历史和未来。即使在他纯纪实的“驴行文学”中,我也能很清晰地看到他对生命和文化的独特感悟。如果把这些文字和《塬上风》对照阅读,我们理解戴绍康,读懂戴绍康,无疑会再上一个新台阶:

一些人则不同,他们不去虚拟的农场,也不常聊暧昧,他们认为那是和影子对话,那是灵魂的自慰。他们去户外,那里有乡村、丛林,有沙漠荒原,雪域冰川,山岭峡谷,城垣古道。驴友们在暴风雨中挣扎,在悬崖徒坎上攀登,他们在重新评估清纯的大自然,重新审视人类自身的发展和意义。

……  

由于没有炫富、奢华之风,我们的驴友公社十分兴旺,经常大队伍出行,男女老少,扶老携幼,就象族人的迁徙。

我们喜欢走路,就象我们的族人那样,对世界,我们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敬畏,对高山大川的崇拜,对风土人情的迷恋,都是我们的天性,我们一生下来就渴望着站起来,向前走,有一天,我们终于站起来,虽然也曾步履蹒跚,但是我们从此便不肯停息,一直脚踏实地地前进,这就是人类自身发展的需要,我们——徒步者继承和发扬了人类这一伟大的实践。

我们曾经走过一条族人的经典路线,那就是从石朝经过石笋道到红叶峡谷,进而可以通过长脚古渡到重庆,人们称之为丹砂之路或是古盐道。

石笋道联接石朝和红叶峡谷,直通丹砂产地——银钱沟。在古道上行走,我们会产生一种幻觉,即能听见族人的歌,它忧伤而绵长,他记述仡佬人的兴衰,那一级一级石梯,尤如那逝去的岁月,通过光速的隧道,我们看见族人的战争,他们的岁月,他们的徒步,看见他们身后深深的脚印紧紧地嵌在我们的心中,也深藏在峡谷的神秘色彩之中。最终我们发现,这是一片充满生命活力、激励人们向上的神秘世界,这是一条五彩斑斓、玄幻莫测的文化之路。

在石笋道,绝壁和万丈深渊让你第一次感受到生与死之间原来只隔这短短的十几公分距离,我们族人何以在这凌空绝壁之上凿出巴掌宽的天梯,得以进入他们的尘世之梦。

过石笋道需要勇气,走红叶峡谷,经龙潭古寨,到长脚古渡,则需要悟性。长脚古渡曾渡过我们这样的无数行者,他们当中有盐巴客、布客、朱砂客、也有土匪和江洋大盗,还有一支红色的军队也从这里渡过,他们和所有行者一样,也曾遭遇洪水和翻船。但是,他们没有停下来,一直走到都城——北京。

我们的徒步平凡而艰辛,虽然我们每次都要面对一份惨白的生死合同,但我们知道,我们是在用身体丈量我们自己的土地,这会使我们更加团结图强,更加永不退缩,这便是我们继承的古老文化和民族精神,我们确实需要这种为我们提供精神食粮和肉体痛苦的文化苦旅。

在这篇《神秘的平民之路,艰难的文化苦旅》中,戴绍康放弃虚构,真实叙写了他们一伙驴友沿着祖先族人走过的丹砂之路,扶老携幼形如“族人迁徙”的文化苦旅。假如读者仔细读过《塬上风》,完全可以看到他们两者惊人的相似之处,即传承古老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既平凡又艰辛的壮举。已经放弃小说写作的戴绍康,此时又开始用身体力行的方式,对祖先繁衍生息的历史表达一种更为深情的追忆和致敬。


作者简介:王明析,男,1958年生。在《书屋》《博览群书》《散文》《名作欣赏》《贵州作家》《今日文坛》等刊发表200多篇小说、诗歌、散文、评论等。著有读书随笔《忧郁的告白》(上海文汇出版社201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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