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索
当前位置:»首页 品读 文评 查看内容

少数人的博尔赫斯

2016-11-21 14:39| 发布者: 杨振峰| 查看: 559| 评论: 0

摘要: 《穿过博尔赫斯的阴影》是戴冰的第八本新著,作为他二十多年的朋友、共事十余载的同事,我为其成就深感高兴。
少数人的博尔赫斯
作者:王剑平

《穿过博尔赫斯的阴影》是戴冰的第八本新著,作为他二十多年的朋友、共事十余载的同事,我为其成就深感高兴。

我很乐意能像当年那样讨论博尔赫斯,在学术上,这是个很有分量又极其愉快的话题。但时隔多年,且在公共场合谈论博尔赫斯,现在,我感觉到的是这个话题的沉重。

《穿过博尔赫斯的阴影》一书在握,我最先想到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期,那确实是个令人心动着迷的年代,有人喻之为第二次“西学东渐”、中国的“新启蒙运动”、文学的“理想主义”时代,我和戴冰都有幸经历了那个时代。那个年代虽短暂脆弱,很快被随之而起的文化消费淹没,但作为文学启蒙,它对我们的影响终其一身。现在,八十年代似乎越来越被当代人反思,其重要性日益凸显我相信,八十年代于当年的文学朋友都有着过于丰满的含义。当下,文学创作主流,正顺延过去的批判现实主义回归,文学的探索精神正为娱乐化、类型化写作所挤压。在我眼里,《穿过博尔赫斯的阴影》既是戴冰的“穿越”成果,也是一代人的文学记忆和文学态度,更是回望后的自我审视,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时代符号。

卡夫卡的《变形记》、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鲁尔福的《佩德罗·巴拉莫》、贝克特的《等待戈多》、柯塔萨尔的《被占据的住宅》、罗伯—格里耶的《咖啡壶》、品钦的《万有引力之虹》、纳波博科夫的《黑暗中的笑声》、巴塞尔姆的《玻璃山》……现在,这些作家和作品几乎无人提及。当年,这些作家和作品的冲击,曾使我们惊奇眩晕、震撼困惑,其中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以及博尔赫斯的整个创作,成了当年最大的阅读障碍。

这一时期,我曾整理过自己的读书笔记,我记得,读书笔记和一个文学前辈的文章发在同一刊物上。有意思的是,我们观点上产生的分歧,老前辈的大概意思是:现在一些年轻人,总以文学探索的名誉,把洋人杠在脖子上。他说,对于西方文学的故弄玄虚、装神弄鬼,完全不需理会。

我们知道,《荷马史诗》和《神曲》,是西方最早的传统经典,在但丁的《神曲·地狱篇》中,博尔赫斯发现了鲁吉埃里大主教座下的骷髅头;在《荷马史诗》中,博尔赫斯从荷马描述的伊利亚特战场上得到启发。以这两个情节为支点,促成其成了作家中的哲学家,这其中,阅读成就了博尔赫斯的独树一帜。博尔赫斯对戴冰的意义,不亚于维吉尔之于但丁。戴冰的《穿过博尔赫斯的阴影》,包括他的许多小说,究其源头,有文化的传承性、哲学的系统性和文学精神的延续性。比如小说《大教堂》中轻描淡写的宗教冲突、人名、地名,几乎都有出处,尼采与上帝的相互叫骂甚至引用了尼采原话。尼采沿袭叔本华本体意志论,以怀疑一切的姿态,为后现代主义艺术奠定了基础,戴冰以调侃的方式描写尼采与上帝的叫骂,不但赋予其寓言性,也有对现代文明颓废的批判。文本中,他一面对小说传统进行解构,一面对承袭文化层层加码,使其颠覆后的文本居于文化构建这个核心上。

从他早期的小说《猴魇》开始,就注定了戴冰与博尔赫斯的必然纠结。他曾对我说,读博尔赫斯时,文中涉及的图书、历史事件、宗教教义、哲学脉络,他都会找来一一印证,这种读书方法形成其阅读习惯。正如博尔赫斯没有起始终点的《沙之书》,这种俄罗斯套娃式阅读,形成戴冰独特的知识构架和文化气质。余华有过定论,他认为,认识二千多个汉字即可写小说。这话没错,但要看写什么小说,以文化支撑的文字与常规书写,区别之大显而易见。

在小说叙事经验上,中国的大多数作家秉承传统,讲述形而下的个体生活体验,戴冰则讲述形而上的文化个体体验。比如《头发的故事》,多数人把它看成成长小说,但不是,戴冰借用性爱娃娃,讲述历史进程中的个体经验,在荒诞变得可感的同时,其与博尔赫斯的历史循环论相佐;再如《技蔓》,千万不要认为他在和编辑赌气,其表现时间的多重性和不断分裂性,印证的正是博尔赫斯的枝杈状时间观念。针对毫无趣味的现代生活,想必也有一定的反抗意味。再如《穿过博尔赫斯的阴影》中提到的《弑》,此为对博尔赫斯时间循环论的实践。当然,必须承认,如此简单评价小说,势必会忽略作品本身的复杂性,因庞大繁杂的知识构架派生的文化性,注定戴冰的作品是小众的。

一九九八年,戴冰出版小说集《心域钩沉》,他说:这是对博尔赫斯的总结。在后来发表的小说《名单》中,他在迷宫一般的名单里加入了实写成分,因这个明显变化,我曾视之为创作上的“妥协”。现在,《穿过博尔赫斯的阴影》的出版,我才意识到“穿过”的含义。我读过格非的《博尔赫斯的面孔》、残雪的《读博尔赫斯》系列,听李洱简要谈过博尔赫斯,也与邱华栋有过互动性对话。这些作家,都创作过我喜爱的作品,他们大多生活在中国的文化中心,尽管戴冰对博尔赫斯的研究更系统、更完整,但因地缘之故却有着不同的结果。

小众是时代之殇,地域也是个宿命。我想起《花溪》杂志改版为青春文学后,杂志销量高到我们不敢想象。我在《花溪》杂志做了多年编辑,为了这个小集团利益,阅稿时,我曾对作者说:语言要小资一点、故事再曲折一点,叙述再悲情一点。在此定位下,就算巴尔扎克给我投稿,我也会恭恭敬敬给他写一封退稿信。民族、宗教、色情、暴力、毒品……我对诸如此类的国家性敏感词汇,随时保持警惕,我从不认为自己不是好编辑,我必须遵守大框架下的游戏规则。

《穿过博尔赫斯的阴影》中,戴冰提及的小说《枝蔓》就有过如此遭遇。当时,一个外省刊物来贵州组稿,编辑对他说:这篇小说各方面都不错,就是枝蔓太多。一时性起,戴冰拿回小说,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了更多的“枝蔓”,甚至把小说直接命名《枝蔓》。再如,他的小说集《惊虹》出版前,《大教堂》涉及某个大主教的出生年月,出版社要送宗教局审核,为了简便审批手续,他不得不把这篇小说从《惊虹》集里抽出来。我想,《洛丽塔》、《追忆似水年华》、《包法利夫人》,以及福克纳、约瑟夫·海勒、卡夫卡等等,这些已经历时间检验的作品作家,需要的不仅仅是编辑的眼光。从这个意义看,虽然戴冰出过八个集子,但仍然难以融入当下主流文化。我想,这是戴冰这类作家的自愿选择,如果他们“过得好了”,是不是也就变成了主流?尽管如此,我对他们以及肯定他们的编辑家充满敬意,最后,我仍旧希望戴冰是坚守者。


鲜花

握手

雷人

路过

鸡蛋
  • 戴明贤:属于未来和远方的写作者
  • 什么样的“活着”
  • 石一鸣创作谈:《乡愁正秘密地返回胸膛
  • 罗勇散文《在人海里看见我的弟弟》
  • “黔山文苑”作品选目录

图文热点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