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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询人性美——欧阳黔森访谈录

2016-4-11 11:29| 发布者: 杨振峰| 查看: 1120| 评论: 0|原作者: 周新民

摘要: 探询人性美——欧阳黔森访谈录周新民:欧阳老师您好!我今天想和您聊聊您的文学创作。我注意到,您从事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地质工作。地质工作和文学似乎是隔着挺远的两个行当,您能谈谈地质工作与您的文学创作关系么。 ...
探询人性美
——欧阳黔森访谈录

周新民:欧阳老师您好!我今天想和您聊聊您的文学创作。我注意到,您从事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地质工作。地质工作和文学似乎是隔着挺远的两个行当,您能谈谈地质工作与您的文学创作关系么。

欧阳黔森:其实,地质与文学很近。不少著名作家学过地质专业,鲁迅先生在学医以前就学过矿业。当代文学史也留下了地质题材优秀作品,像《年青的一带》、《深山探宝》、《沸腾的群山》等。

至于地质行业给我的影响,首先是地质行业的文学氛围给了我不少影响。地质行业非常重视文学事业,先后有地矿、石油、煤炭、冶金等行业都成立了作协,特别是地矿部可谓作家众多,有文学创作的老传统。像溪青,黄世英,文乐然,何建明均是出于地矿部。八十年代,地矿办有《山野文学》、《新生界》等文学期刊,甚至各省局均办有文学期刊。贵州地矿局一九八四年创办了《杜鹃花》文学杂志,我的第一篇文学作品就发表在其上。地质行业浓厚的文学氛围也深深感染了我,也是引导我走上文学道路的重要推动力量。在良好的文学氛围感召下,我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

 

周新民:看来地质行业还出过文学大家和优秀文学作品呢。您的文学启蒙也和地质相关吧。

欧阳黔森:我的文学启蒙,当然与地矿有关。1965年,我出生于贵州铜仁县国家地质部贵州局103地质大队。在我能说汉语的时候,文学书籍非常少,能见到的也就是《金光大道》,《艳阳天》,《难忘的战斗》,《红岩》等。像《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聊斋》等都是听来的。当时,地质队的职工来自五湖四海,知识分子众多,在那个缺乏文化生活的年代,听人讲故事,是我儿时最深刻的记忆。而这种记忆就是我至今喜欢讲故事的缘由。

成人后,我在地质队野外找矿八年,不敢说踏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至少西部省区几乎都留下了我的足迹。地质队员的特征,就是翻山越岭,涉险步危。最艰苦的地方我去过,荒无人烟的地方也去过。这人差点丢在山野的事,也沒少经历。有了这样的经历,我就很满足从事写作。当然,我不是说写作就不辛苦,特别是搞电视剧本,应急时,一天写近2万字。有时遇见同行,都说编剧辛苦,也有不同行的人说我们辛苦,我从不以为然,我说,地质队员都干过,还怕干编剧?八年的找矿生涯,是一生中最苦又最值得记忆的,年近五十的我,只要做梦,多半是在野外找矿的情景。我的小说创作,几乎有一半以上是与地矿有关的。应该说,走近大自然,与天地星辰作伴,对我文学创作的影响是一生的。

 

周新民:接下来,我和您探讨下您的文学创作。19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文学出现了粗鄙化现象,人性的恶成为文学作品的重点关注对象。我注意到,您的小说不流于世俗,往往关注人性的善良。关于这一问题,您有何考量。

欧阳黔森:人性的恶,这“恶”有个怎样界定的问题。如果说区别于恶是这二句话“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个纯粹的,高尚的,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那么,无人不恶。如果套用刚才那二句话来说,人性的本能毫无疑问是恶。古话说人之初、性本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其实不然。如果性本善,孔子无事可做了,佛家也不用修炼了。修炼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去恶。孔子的目也很明确,教化育人,让人从小遵循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文学作品也是这样,人说文如其人,谁爱怎么写?写了什么?当然是他的事,这本无关紧要,要紧的是这不能成为一个伟大民族的风气,或者是主流。我的作品关注人性的善良,与其说是我的太理想化,还不如说是我太忧虑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时下善良太可贵了。例子太多,就不一一列举了,列举起来触目惊心。在这么一个忧虑的时期,有谁在泰然呢?只要你眼睛不瞎,耳朵不聋,脑子还会思考,你一定会从忧虑上升到焦虑这个高度。是的,有了焦虑,就想要改变。说实话,作为一个作家要想改变现实,肯定象说大话,但我们的最好办法就是向往真、善、美,虽然我们也未必做得到。世人说,作家是灵魂工程师,我们的灵魂充满冷漠缺失温度,又怎么能温暖别人的心灵呢?

 

周新民:与上一问题相关的是,您的小说充满了浪漫主义气息。自从“新写实”小说以来中国文学鲜有浪漫主义。您为何对浪漫主义情有独钟?您认为浪漫主义有何价值?

欧阳黔森:在几千年文学的历史长河里、在历史的天空里闪耀着无数的那些伟大的名字中,像屈原,李白等的作品,无不充满浪漫主义。中华文学传统从不缺失浪漫。我从小阅读经典,尤其喜欢洋溢着浪漫主义的作品。浪漫主义文学着重表现作家的主观理想,抒发强烈的个人感情。具有主观性、重理想重感情的本质特征。且崇尚自然。十八世纪波及世界的浪漫主义思潮,于今天仍然光芒四射的。

 

周新民:您笔下的女性形象很有特点。看得出来,您是把女性当做美丽与善良化身的。您能谈谈这样设置女性形象的意义是什么么?

欧阳黔森:对母亲的崇拜。于我来讲,母亲是我的启蒙老师。母亲文化不高,但很会讲故事,中华传统中那些好故事,几乎都是母亲讲述给我的。母亲与她同时代的女性,都有一个本质特征,就是很好地继承了中华女性的美德。在我眼里,母亲就是真、善、美的化身。而在现实中,时下的女性们离这些美德实在是不敢多说。由是我便在我的作品去希望,去向往。记得小时候,母亲那怕是讲鬼的故事,也不会让我恐惧,这是因为母亲充满着母性善良的仁爱。我的母亲快90岁了,虽然口语不清了,但她的声音一出口,房间里都溢满着慈祥之音。我这样设置我作品中的女性,是想告诉女性(包括我的妻子和女儿),无论我们生活的景况有着怎样遭遇,我们仍然要有一颗善良的心去向往生活,去热爱生活。

 

周新民:人与自然的冲突是您的小说一大主题。您在这一主题上倾注了不少心力。客观上讲,您是国内生态文学重要作家之一。与其他作家相比较,您在这一领域的创作持续时间更长,创作数量更多,您能谈谈您一直倾注心力从事生态文学创作的动机与目的。

欧阳黔森:地球的生态环境,己到了一个非常危机的时期,这几乎是不争的事实。可是有多少人在真正关心呢?又有多少人真正感觉忧患呢?答案是绝大多数人根本上不关心,没有忧患。当然,人与自然的冲突从古到今从未停止过,但今天尤为剧烈。正如我在短篇小说《断河》的结尾中写到:是的,当老虎岭没有了老虎,当野鸭塘没有了野鸭,当青松坡没有了青松,或者,当石油城没有了石油,当煤都没有了煤……。人类多了,其它物种却急速消失。这样的结果是人类最终自已灭了自己。我是搞地质出身的作家,关注人与自然是我的本能。我的作品有一半以上都对人与自然的冲突进行了反思。可是,于事无补,看看我们还有多少河流还没有被污染,还剩下多少小溪依然泉水叮咚。我之所以写了众多反映生态的作品,其动机与目的很简单,就是不断地警示。伟大的老子,早在两千年前所著道德经里,对此己经有了唯物的结论。认识不到和不遵循自然法则和自然规律,其结果是自食其果。

 

周新民:在您的笔下,自然充满了生机与灵性,像森林、石头等充满了十足的灵性。这样来写自然界,是否包含您对于自然的独特认知?

欧阳黔森:古人说,万物都有灵性,我深以为然。无论动植物、无论大小,存在就是合理。自然界有一物克一物之说,更有一物养一物说,也许一个物种的消失,带来的却生存链条的断裂。这样的断裂尤为可怕,可能导致数十种甚至百种物种消失。有科学家断言,如果蜜蜂消失了,人类也只有四年的光阴。这并非骇人听闻,科学家的依据很有说服力,人类耐以生存的植物大多靠蜜蜂授粉繁衍,可怕吧!没有了小小的蜜蜂就这样了。所以我对自然充满敬畏。

 

周新民:我也注意到,您的小说还充满了十足的地域文化。贵州独特的地域文化是您小说有魅力的重要因素。您能谈谈地域文化之于小说的意义和价值么?

欧阳黔森:我的小说创作,大多取材于贵州,在贵州题材中我又更偏重于我的出生地黔东铜仁市。贵州府志曾誉铜仁:“贵州各郡,独美于铜仁。”铜仁地处武陵山脉主峰梵净山脚下,是属于山美、水美、人更美的那种地方。贵州建省仅六百年,铜仁府原隶属于湖广行省的武陵郡与黔中郡,属楚文化范畴。我的小说带有楚味,也一种必然。如果要这样赞举例的话,短篇小说《短河》、《敲狗》、中篇小说《白多黑少》、《水晶山谷》便是楚味的代表。文学与地域属于母子关系,换一句说法就是,母亲的优劣关系到儿子的优良、而民俗民风、行为方式、语言特点,确定文学的味觉。

 

周新民:您的小说充满了古色古香的传统小说意蕴,您怎样看待中国古代小说创造性融于当代小说问题,您是否在有意识地从事这样的创作实践?

欧阳黔森:传统小说的主要特点是自我立场鲜明,语言精炼传神,人物刻划鲜活。从明清小说中可看到,可谓登峰造极。而当今小说缺失的正是这些古典小说的精要之处。传承优秀文化,在优秀传统上创新,才是汉语言写作者的明智之举。我熟读过各种流传的古典小说,自然受其深远影响。当然,并不是古典小说都经典,也有看了觉得不好的。鲁迅先生曾讲过,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其实可作为我们创作的指南。古为今用,当然是去其糟粕学其精华。洋为中用,也是亦然。当然,我明白,我是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知道我的根在哪儿。在洋为中用上,我的确欠缺。

 

周新民:您的小说除了厚重的思想文化内涵,您在小说艺术上也有自己独到之处。我注意到,您的短篇小说并不注重写社会历史内容,而是常常将社会历史作为背景。您能结合具体作品谈谈您的相关思考么?

欧阳黔森:这个问题,我常思考,但看了我的前任主席何士光先生为我的短篇小说写的文章后,想觉他的比我深刻。现录何士光先生的文章如下,与君共勉:“小说作品无论是短篇、中篇或长篇,无论写下来的是怎样的人物、场景和情节,都同样是一种叙述和诉说。在这种叙述的后面,都同样隐含着诉说者本人的形象。记得高尔基说过,契诃夫的叙述就像秋天的阳光,宽阔,明亮,又淡淡的忧伤。瞿秋白当年则说鲁迅先生的文字,渗透着清醒的现实主义和韧的战斗精神。如果一部作品的后面能够有一种智慧、情怀和眼光,也就会有一种牵引人的力量,能够牵引着我们在岁月和人生中徜徉。”

 

周新民:我非常看好您的短篇小说,您能谈谈您的短篇小说观么?

欧阳黔森:短篇小说是最难藏拙的,不像长篇,语言欠功夫,故事可以讲好一点,故事不好,人物可以塑造好一点,总之,可以弥补。写一个好短篇小说,不是说你想写就有,别以为短就好对付,别以为短就可以一挥而就。这于我而言,就是这样理解短篇小说的。所以在我的小说创作中,短篇小说数量并不多。写作20余年,有了500余万字,细细一算短篇也就30余万字。数量是少了点,可只要有人与我谈我的小说,我总是情不自禁地讲到我的短篇小说上来,就我而言,我更看重我的这些很少的文字。短篇小说是小说创作中最快乐的一种形式,只要你思考,就会在一刹那间的触动中,或是在回忆的精彩片段中找到你的冲动,这冲动,就是你可以马上提起笔,凭着饱满而激动的心情一挥而就。可惜这样的一挥而就和快乐实在太少了。

 

周新民:我注意到您的多部长篇小说改编为影视剧,您认为长篇小说与影视剧有何关系?

欧阳黔森:长篇小说本与电视剧本没什么关系,两种艺术样式。只不过影视剧较之小说太年轻了,特别需要在长篇小说中找到依靠。这几年好的电视剧改编于长篇的实在是太多了。早些时候像《三国演义》等四大名著都不知拍了多少个版本了。近十年以来,以长篇小说改编成电视剧的尤其多,也非常成功。最近的一部就是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收视率奇高,好评如潮。


周新民,200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国家出版基金评委、武汉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武汉市文联全委会委员、湖北省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等社会职务。先后入选湖北省宣传文化人才培养工程“七个一百”(哲学社会科学类)人才计划、湖北省宣传文化人才培养工程“七个一百”(文学类)人才计划等。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文学批评一百五十多篇,著有《“人”的出场与嬗变——近三十年中国小说中的人的话语研究》等著作三部。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湖北省社科基金等各类项目十余种。曾获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湖北省文艺论文奖、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武汉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十余项科研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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