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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赵朝龙诗歌中的乌江形象——以诗集《梵天净土》《家园深处》为例

2016-3-14 11:06| 发布者: 杨振峰| 查看: 1515| 评论: 0

摘要: 吴黎荣,女,1990年8月出生于湖北咸宁,汉族。现为湖北大学2014级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发表有《论格非小说意象的流变》、《余秀华诗歌热现象讨论》等文学评论。

乌江作为贵州第一河,以其独特的自然风光、历史文化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乌江子民,赵朝龙便是其中杰出的一位。而他以真挚、热烈的感情反哺乌江流域,谱写了一曲曲新奇而优美的故乡赞歌。目前为止,已有不少的学者关注其颇具“乌江味”的小说、诗歌、散文等,并展开了较全面的文学研究。具体到赵朝龙的诗歌创作,我们以为,其作品抓住了诗歌创造的本质与精髓,创造了一系列生动、鲜明的文学形象。俄国文艺理论家别林斯基曾言:“哲学家用三段论法,诗人则用形象和图画说话,然而他们说的都是同一件事。”我国的著名诗人艾青则说:“诗人理解世界的深度,就表现在他所创造的形象的明确度上。”赵朝龙深谙此道,其诗歌集中于“乌江形象”的建构。此处“乌江形象”中的“乌江”,并不单指陆地表面呈线形流动的水体意义上的江流,而是指“乌江”这条河所流经之地的乌江流域的物产、历史、民俗、语言等的地方性整体。“地方性”是一个后现代的概念,最早由美国的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吉尔兹于上个世纪60年代提出。吉尔兹认为,边缘的意义世界与主流文化一样有成就,有自身的价值,强调以“文化持有者的眼界”,来“解释本地人的文化”。赵朝龙的诗歌创作正是“以乌江为叙述主体”的地方性书写,他带着“地方性知识”之眼“深瞄”这方水土上的自然风情、历史文化及社会群体或少数民族的生活情景和生存,从而在诗歌地图上树立了一个独具特色、风情万种的乌江形象。

一、朴野秀丽的自然乌江

乌江是长江的一条支流,发源于贵州威宁县香炉山花鱼洞,由西南向东北方向奔腾而去,气势磅礴,江集成了清澈透亮的乌江水系。乌江水系支流密布,总体呈羽状分布,流域内以高原、山原、低山丘陵为主,集奇峰、山崖、峡谷、洞穴、险滩、急流、丛林为一体。可想而知,乌江的自然风光没有塞北的苍茫辽阔,没有江南的婉蔓柔美,更没有京、沪都市的繁华热闹,而是给人以原始的粗野质朴而又雄奇秀丽的自然观感。而这种原始的自然空间就是赵朝龙绝妙的创作素材和原型。

赵朝龙从大处着眼,醉心于山川河流之美,这是赵朝龙诗歌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他的诗句象“天幕闪着烫金背景/衬托待发的轻舟/波涛在汹涌/江风在呼啸”( 《梵天净土·送夫石》);“江风裹挟骤雨的长鞭/抽打着恢宏的崖壁”;“滩啸,这个醉汉/镶金铺翠的红眼渠/在风雨雷电里/被蹂躏成/皱巴巴的一团/那个早晨/一枚充满活力的音符/在灰暗的峭壁/敲出悲壮的鼓点/惊涛裂岸/卷走了红纱巾”(《家园深处· 红眼渠》)等等,“江”、“波涛”、“江风”、“崖壁”的重组再现了乌江之险,以猛烈的江风、汹涌的波涛冲击着恢宏的崖壁的场景,刻画出了一个狂野、荒蛮的原始江流的形象。

而赵朝龙笔下的“梵净山”、“锦江”有东晋陶渊明的世外桃源特征,《我在梵净山上写诗》和《船行锦江》中写道:“在《桃花源记》找到了相关的描写/原来那个人间仙境/就是梵天净土,桃源铜仁” (《梵天净土·我在梵净山上写诗》),“锦江的水/是一面含蓄的镜子/鉴照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世外桃源” (《梵天净土·船行锦江》)等等,可想见其自然风光之秀丽绝伦。再比如,《我在梵净山上写诗》中道:“所有的杜鹃都在读诗/所有的鸟儿都在歌唱/把所有的足迹引向九十九条飞瀑/让所有的歌声走过金顶红云/去迎接那轮跳出云海的红日”( 《梵天净土·我在梵净山上写诗》),杜鹃盛放、鸟儿鸣叫、瀑布飞流、云海日出的相互交织中呈现出了秀色可餐的“梵净山黎明日出图”,而“所有”一词扩大了想象空间,再加之九十九条瀑、金顶红云、云海、红日这些意象的宏大特征,便令气势不凡、绚丽多姿的梵净山如在眼前。而《梵净绿梦》中的梵净山处处绿色,“汪洋姿肆的绿/大起大伏的绿/细细腻腻的绿”,“青山对接着青山/绿水连接着绿水/每一寸土地/都荡漾着绿/每一缕空气/都是绿的元素”,“绿遍梵天净土/绿遍我荒芜的心” (《梵天净土·梵净绿梦》)。“绿”蕴含着强大的生命气息,成为了梵净山的底色,宣告着其总体生态环境的完整与靓丽。在写乌江、梵净山等山河时,赵朝龙往往倾向于营造壮大、雄阔的意境,正如著名作家欧阳黔森所言“(赵朝龙的诗歌)具有粗犷的美学特征,境界阔大,笔法粗豪”。

除了描绘山川河流之大美,赵朝龙还倾心于乌江家乡小村庄的独特韵味。譬如《水磨》中“江水流淌着八月的秋凉/江风抚着田地沉甸甸的金黄/浓郁的谷香/弥漫在村庄”,“枫叶烧红了山梁/波光在浪尖上跳荡/磨房后的两树桂花/十里芬芳,沁入心房/我的牛羊和我的船号/在江畔沐浴阳光”(《家园深处·水磨》)的诗句,借鉴古诗中的尾字压韵手法,在前呼后应的动感节奏里跳跃出一种别致的乡间秋日景致。江水流淌,江风抚摸,田地金黄,枫叶红满山梁,桂花十里飘香,还有牛羊在江边晒着秋阳等等,道出了安祥、秀美的乡村之韵。再如,《春韵》短诗里“一场细雨过后/风儿把春天张扬/五颜六色铺满了山梁”,“西山坡上白云悠悠/一群群牛羊啃着明媚的春光/东山梁上鸟儿轻唱”(《家园深处·春韵》)描摹了一幅生动的乡村春景图,细雨滋润、风儿吹拂、花儿怒放,白云的浮动、鸟儿轻唱、牛羊啃草的情景清新、明媚,跃动着生命鲜活的呼吸,见之令人心旷神怡。

还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生长在乌江边上的苦竹、蔷薇两种植物,它们在赵朝龙诗歌中出现的频率颇高,见证了其“强烈的草木意识和痴迷的植物崇拜”。 “两岸/翠绿的苦竹/在岁月和风里/把你的古朴摇曳”(《梵天净土·山城故事》),“江湾那蓬流青滴翠的苦竹/多少回春天的沐浴/翠绿了山梁和田野”(《家园深处·月蔷薇》),苦竹是竹属植物,适应性强,多生于向阳地带,以其翠绿、古朴点缀了江流、山坡和田野。“而江湾,几树蔷薇/亭亭玉立/把崎岖的盐道打扮得无比阳光”( 《家园深处·乌江的早晨》),“不经意侧过头/崖畔一树鲜艳的蔷薇/正惊疑地注视着我/随即用芳香同我耳语”( 《 家园深处·江湾》)。蔷薇是一种颇有观赏价值的灌木,花有香气,枝、茎有刺,蔷薇花以其五彩斑斓的颜色、浓郁别致的芳香成为乌江一道不容忽视的风景。不言而喻,苦竹和蔷薇作为乌江边上的常见植物,以其野生的天然本性、明艳的色彩,增添了乌江的朴野秀美。

总体言之,赵朝龙笔下的乌江风光主要围绕乌江与锦江江流、梵净山及家乡的乡村而展开。乌江、江滩、峭壁、江风、涛声、鹅卵石,梵净山、金顶红云、佛光石、九十九条瀑,杜娟、鸽子花、苦竹、苦艾、蔷薇、枫树,白鹭鸶、鹰、麻雀是赵朝龙惯用的自然物象,加之日、月的点缀,四季的转换,尤其是四月、秋季、早晨、午夜这样的时分,一幅幅生机盎然的乌江风景图便呼之欲出。而无论是豪迈、壮阔之山水大景,还是恬静、秀美之田园小景,都呈现出一种挥之不去的质朴、野性气息和纯净、秀丽的色调。赵朝龙继承了中国古代文人书写自然的悠久诗歌传统,就如六朝时期的陶渊明、谢灵运、谢眺、鲍照、庾信等一样,力主浪漫式的乡土抒情,在山水、田园的美丽风景画中呈现出一个乌托邦的桃源形象。

二、多元和合的文化乌江

赵朝龙的诗歌创作既有乌江自然风物的重现,还扎根于绚丽多姿的文化土壤,记录了乌江这块悠久历史的土地上兼容并藏的文化现象,进而构建出了“多元和合”的文化乌江形象。“和合”是纳西族的一种传统的文化思维方式,与我们现今所提倡的“和谐”思想的内涵并无二致。赵朝龙诗歌中“多元和合”的文化指的是多种文化的和谐并存,具体指对以苗族、土家族为代表的少数民族的历史、风俗,以梵净山为中心的佛教传统,还有红军革命的红色文化以及当地产生的一些名人古迹的人文性抒写。

梵净山是乌江流域内的一座佛家名山,形似“睡佛”,当他进入赵朝龙的诗歌,不仅景色秀丽迷人,还占据着源远流长的佛教历史与文化,主要见于《梵天净土》集的第二辑和《家园深处》中第一辑的《梵净之恋》和《天路》。这类诗歌中,常见佛语或佛教传说,如 “过去未来/全在一个苦字和一个缘字”(《 梵天净土·梵净山弥勒寺》),“菩提本无树,自在在心中”(《 梵天净土·梵净山行》)”,释伽和弥勒纷争故事等等,而更难得的是一颗佛心,表现为:“自我抒情主人公”被设定为攀登梵净山的“天路”(阶梯)向其最高峰红云金顶前行的朝圣者,并存在一个“我与佛山”之关系。首先,佛山令我呈现出裸露的灵魂,洗礼、净化“我”。《梵净朝圣》道:“跋涉在你幽幽的天路/用你的红霞装饰我的脸庞/用你的圣水滋润我的瞳孔/用你的飞瀑涤荡我的心灵”(《梵天净土.梵净朝圣》),而梵净山弥勒寺的“连连禅机,把我/醉倒在云里雾里/望着你连绵千里的云海/我心里没有了未来/也没有了过去”(《 梵天净土·梵净山弥勒寺》)。梵净山的一切,都令“我”在向上登山时得到作为朝圣者的虔诚、纯净之心。而后,“我”参照从佛山学来的“佛法”去道悟、去阐释人生。“我是一个痴痴望云的走江汉子/我会记住你的那部天书/和你红云里的钟声”,“我”把“心泊在了红云金顶/身仍作匆匆过客”,“就用这颗朝圣的心/握响别后的日子”(《梵天净土·梵净钟声》)赵朝龙受到了梵净山佛教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而这种显著的影响,折射出了乌江流域佛教文化之博大精深。

与乌江相联系的名人与古迹也时常见诸赵朝龙的笔端,他们来自于乌江流域的悠久历史、人文传统,主要有明代理学家李渭、哲人王阳明、美女陈圆圆,清朝书法家严寅亮,近现代军事家贺龙等名人,现代革命留下的德江枫香溪、沿河土地湾黔东革命根据地等红色旧址,还有其它历史古迹如文昌塔、古城墙、古盐道、陈圆圆石碑、将军洞等。当赵朝龙将这些意象在歌诗中铺陈开来时,字里行间无不散发着浓重的怀旧心绪与怀古情怀,他不仅期望重现它们背后的古典文化情境或文化精神,还以它们为基点,展开了全新的思考。《走近将军洞》以豪迈的笔墨,还原了现代战争的辉煌史诗。那沉闷燥热的将军洞迎来霹雳般的炮弹雨,“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人的刚毅/和一个不屈不挠的民族”。而《拜谒陈圆圆》大约作于拜谒陈圆圆石碑之后。由明入清改朝换代的历史硝烟已然消失,冲冠一怒为红颜的汉子吴三桂、小农思想的首领李自成似乎也褪去了其价值,而陈圆圆“比那两个自称为/男人的男人更有心计”,虽然繁华落尽,只剩孤独冷清,然而她的石碑却给乌江、给乌江人留下了宝贵的最后的记忆,她以生命敬奉乌江的贡献不可磨灭。此诗别出心裁,不落谩骂红颜祸水的窠臼,而一改为赞颂,有新历史主义的色彩。赵朝龙借助名人、古迹抒写了其对本土文化的想象、重构与缅怀,增添了新诗的历史感与文化感。

而少数民族风情是使乌江文化具有无可比拟的地方特色的最根本性的因素。乌江流域是少数民族的聚居地,由于山横水隔、交通受阻,长期小范围生活的乌江人便保留了乌江区域多样性的民族文化及原始、古朴的民风民俗。与苗族东征相关的历史、野史、爱情传说及祖先崇拜,以 “吊脚楼”为主的特色建筑,以土家米酒为主的酒文化,赶年、祭江、枫树等植物崇拜的民俗,还有民间音乐艺术等,皆为赵朝龙诗歌抹上了一层浓重的古朴神秘色彩。

首先,赵朝龙的诗歌带有苗族固有的“祖先崇拜”、“英雄崇拜”的深厚人文内涵。《古城墙》中曾经辉煌的古城变成喧闹的集市,淹没了苗族先辈们惠及后人的东征壮举,而只留下一断古城墙在默默地纪念着过去,尽现苍凉、沉重的历史之感。虽然一再安慰,“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但如果忘怀了先辈,当如今终究有如今的繁荣时,“在不久的岁月里”,“不知又会有谁像我/伫立在如血的残阳里,缅怀祭奠”。在此,赵朝龙抒发了不忘先人、不忘历史的谆谆告诫,暗含着对现代人不重历史、不尊祖先的讽刺。还有如《送夫石》、《赶年》都提及苗族、土家族的战争历史,纪念远征之人。《送夫石》重构苗民东征的传说,“是谁把老槐树上的铜鼓敲响/是谁劈开三叶虫冬眠的大门/赫拉克勒斯——/一群黑色征夫/黑色的魂魄/呼啸的热情/骚动的血浆/扯开地幔封条把历史拓片/重新组装”,赫拉克勒斯是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在此,赵朝龙把征夫们比喻成英雄,书写了他们豪情万丈、舍生取义的英雄气概。云南诗人阿卓务林曾道:“时间意义上的历史早已成为过往中的碎片,精神上的历史却永远鲜活如昨;文化铸就的民族的灵魂和个体的心性时常在历史和现实之间来回浮动”赵朝龙就以诗歌显现了其对“崇拜祖先、英雄”的乌江民族精神和心性的继承。

其次,伴随着乌江生产劳动所产生的民间音乐元素在赵诗中具有强烈的民族特色和浓郁的乡土气息。乌江流域素有“民歌之乡”的美誉,民间艺术如船工号子、薅草锣鼓、土家山歌、乌江情歌、渔歌、秧歌、花灯唱腔等等内容丰富、种类繁多。其中,“船工号子”最得赵朝龙的青睐。《喊不完的船号》中说:“我敬爱的先人们/你给我留下了一串/永远喊不完的号子/就在流放哀思的江滩”,船工号子是同恶浪、暗礁、险滩作生死博斗而产生的,可谓数百万土家、苗、仡佬等民族祖祖辈辈集体创作的生活抒情诗,时时在江滩响起。《乌江号子》则以“吆哎——吆哎——吆哎——嗬嗬”的拟声词带入热烈的劳动氛围,那一串串雄浑嘹亮的号子,从干裂的嘴唇里飘出,“美美地/彪炳乌江汉子”内心的“骠勇与豪气”。可见号子不仅有指示劳动的作用,还有调剂情绪、激起劳动热情的作用。总之,产生于乌江流域的号子,是当地人灵魂深处呐喊,在赵朝龙的诗歌中时时奏响着乌江历史文化的进行曲。对本土文化的热爱,对本民族历史与传统的珍视与呈现是每一个民族作家自觉的神圣使命。透过苗族诗人赵朝龙的作品,我们能看到其对乌江流域这片土地上多元和合的历史文化的深刻认同和赞颂,这就展现出了赵朝龙对文化自足的重视及自觉传承本土人文特色的担当与责任感。

三、刚健多情的乌江人

苦竹和蔷薇是赵朝龙诗歌中颇具特色的物象。但实际上,苦竹和蔷薇不仅以其明艳的色调构成了乌江美丽的天然景致,还内化为乌江人的内在精神气质,达到了中国传统诗歌中“一切景语皆情语” (王国维语) 、物我交融的审美境界。竹是我国的传统意象,代表高洁、正直,而蔷薇则指爱情、浪漫及爱的思念,赵朝龙笔下的这两类植物融合了它们的一般内涵而又别出机杼,可用以象征乌江人刚强和柔情的两面一体。而赵朝龙诗歌中的人物形象,都来自乌江流域的底层人们,主要有纤夫、走江汉、船工、信号工、乌江农妇和姑娘及自我抒情主人公等等,书写了他们各种苦、乐、悲的生存状态,可划入底层写作的范畴。其中塑造得最富特色的当数与天险乌江相搏斗的一群人,他们主管乌江原始的人力航运事业,担当连接山里、山外的桥梁,特命名之为“水上人”。因而赵朝龙诗歌中一系列活灵活现的“水上人”,正是融苦竹和蔷薇的内在精神于一体的“铁骨柔情形象”最生动的代表者。

正如赵朝龙在《走近乌江·走小桥》中所言:“苦竹是属于乌江的,也知道它躯干的作用,它的精神,确实如此,“苦竹”可代表乌江水上人刚健、顽强的内在品性。“乌江的纤夫啊/就这样用竹篙把苍穹撑起/走入江流炽热的激情” “乌江的纤夫啊/从风暴中从号子声里长大/长成了乌江粗壮的竹/在纤道上硬硬地挺起”(《梵天净土·纤夫号子》),“妹仔却把自已/撑成了一根/蜡黄,蜡黄的篙竿”《梵天净土·野渡》)竹本是植物,篙竿、竹篙是劳作工具,却注定是水上人之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甚至幻化为了纤夫的身体,这样,“竹”的形象可置换为水上人的形象。赵朝龙在其诗歌中就塑造了走江汉、绞滩汉子、纤夫、信号工、船夫等水上人这样一类似“苦竹”一般刚强、挺立、原生态的“战乌江”“硬汉”形象,甚至于将抒情主人公化身为水上人。《走江汉》中的走江汉“三百六十五天不刮胡子/三百六十五天不戴斗笠/面靥寂寞成了铜色的石壁”( 《梵天净土·走江汉》),他们以其强健的体魄支持乌江事业,长年赤身裸体,不畏疾风暴雨的怒吼,不惧炎炎烈日的炙烤。“弓起腰是一座桥/直起身是一座山/头颅磕地喊出一片血光”,“倒下了,也要用/雄浑高亢的号子/点燃一江的呐喊”( 《梵天净土·乌江纤夫》)。劳作时,纤夫们奋力拼搏、痴心尽付,即使倒下,亦喊号子点燃同伴的劳动激情,纤夫自身的价值在桀骜不顺的乌江里发挥得可谓淋漓尽致。“更多的时候,纤夫/闯进凶险,走进呼啸的/激流漩涡/走进去就没有打算回来”(《梵天净土·乌江号子》);即使父亲坠滩,“那个孩子没有停下/他的行囊里装着他父亲/喊了一辈子的船号/背着纤藤背着希望/他走上了那条长满窟窿眼的纤道”(《梵天净土·江湾峭壁》)。面对天险重重的乌江流域,他们没有丝毫的逃避,而是将个体的命运,甚至当地人的命运与浪潮汹涌的乌江水、顽硬的悬崖断壁融为一体,一往无前地走进险滩,坚守乌江战线,代代相传,彰显出了大无畏的硬汉本色和乌江人“靠水吃水、 靠山吃山”的质朴生存状态。

赵朝龙曾自白道:“我的责任是为这种艰难的生存方式、地域文化特征描摹鲜活的个体生命,以个体命运与这条跌宕的乌江相观照,赵朝龙以激荡的诗行达成了原初的期许,正是经其“个体命运与乌江相观照”笔墨的重现,这群水上人展露出沸腾的魂魄,其不屈不挠、勤奋向上的刚健乌江精神可谓元气饱满、荡气回肠,丝毫不逊色于纵马置身疆场保家卫国的英雄。同时,其诗行中一幅幅“水上人与江相搏”的动态画面,融合了中西方“人与自然关系”的两种互相矛盾的思维方式。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天人合一”,而西方则关注于人与自然的斗争,赵朝龙以“水上人与乌江”之间既依赖,又对抗的特殊联系,表现出了人与 自然对立统一的辩证的生存哲学。赵朝龙诗歌注重呈现自然美景与多元文化的同时,还以着重于对以水上人为代表的一种坚守的精神、一种根性的壮怀激烈之情的深层刻画,读之总有一种豪情鼓荡而出,新奇美妙而又张力十足。

水上人以男性居多,他们长期肩担着以刚强为支撑的水上作业,却并未泯灭心底的那缕温柔。与小说《蓝色乌江》《乌江上的太阳》中分别以乔和赵大山为中心表现出水上人“粗野放浪”的本真面目所不同的是,赵朝龙在诗歌里尽可能地避及对水上人“野蛮性情”的细致描绘,而代之以传达他们追求爱与美的心灵渴望。赵朝龙的诗歌主要以温暖的吊脚楼与蔷薇作为水上人的精神寄托,而其笔下的蔷薇诗尤其别具一格,是作为水上人的抒情主人公的柔肠百结、情意深长之心灵的外化。“从那个四月/蔷薇花就一直开在我心里/如柔风的诗情,靓丽着/我铺满沧桑的额” (《家园深处·孤独的树》),事实正是如此,自从他在2008-2009年的一个四月份走访乌江流域后,蔷薇便在其笔下生根,开花,著有《留在蔷薇花上的诗》《情丝缕缕》《致蔷薇》《月蔷薇》《我把记忆失落在了雨中》《蔷薇》《你的名字叫蔷薇》等沉迷于蔷薇的灿烂诗行。《我的太阳》把蔷薇比作心中的太阳,让“我”以百倍的激情去守护,去爱。再如《留在蔷薇花上的诗》里道:“蔷薇花盛开的时候/有万千种心绪/红是我心里流淌出的热恋/粉是我挥洒在阳光里的誓言/白是我写给海边那个人的爱情/黄是我嵌入风里的微笑/那根尖尖的刺/是我留在蔷薇叶上的浪漫”,蔷薇各种颜色的花、蔷薇的“叶”甚至“刺”都凝聚着抒情主人公“我”对爱情的真诚表白。而《情丝缕缕》里以蔷薇联结着“我”与“妻子”之间“爱的思念”。赵朝龙的诗歌中,蔷薇不仅根植于乌江本土,构成一种原生态的美景,还保留了其原本的特定内涵,一如既往地吐露爱的秘密,蕴藏着水上人身份的“我”的柔情蜜意。总而言之,赵朝龙赤心一片地与他钟爱的人物——“水上人”进行深入交流, 将心中滚烫的情感化为成质朴而热烈的诗行。其新诗,以一系列有血有肉、刚健多情的“乌江水上人”,构建了一个力量充沛、富有人情味的乌江形象。赵朝龙的笔下,城市是一片冷漠而孤独的空间,《孤独的城市》《我在城市的缝隙里》二诗足见其与城市生活及城市人的格格不入。而面对乌江,面对家乡,他有着寻根式的浪漫情思,孜孜不倦地再现出了健康、自然的的乌江人形象。

赵朝龙以乌江空间为核心的诗歌创作颇具价值。一方面,从“当地”的角度上来说,赵朝龙的诗歌打造了中国文学版图中一支不可忽视的乌江品牌。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曾说:“诗人的天职是返乡”,其实,赵朝龙于上个世纪80年代就着眼于其故乡,提出了“乌江文学”的构想,并力图以“乌江”为旗打造一支属于本地人的文学品牌,一支具有浓郁地方文化特的文学新军。历经三十年的辛勤耕耘,就如同沈从文的创作令人记住边城湘西,孙犁的书写令人不忘白洋淀,莫言的小说令人知晓山东高密一样,赵朝龙的诗歌创作,还有小说、散文、歌曲等,也让我们在中国文学地图上找到了乌江”。正是在这层意义上,赵朝龙的的诗歌以其独具特色的“乌江文学”丰富了中国当代的文学创作,具有比较高的文学史意义和价值。

而另一方面,从“当时”的视角看,赵朝龙的乌江诗歌还给新世纪以来的地方性写作潮流注入了一股新的能量。随着“全球一体化”的演进,每一个“地方”都被不可避免地带进了现代性的洪流,人们则通常遭遇极大的无根焦虑和自我认同的缺失,正如赵朝龙在《梵天净土》的《后记》中所言:“由于闲聊,由于不可捉摸的焦虑,由于不可抵抗的潮流的冲击,我们似乎找不到一个适宜的地方扎下根去,似乎漂泊成了我们的命运,无论是灵魂还是肉体。” 这样,自上个世纪90年代,就出现了势不可挡的现代性批判与反思,进而唤醒了回归地方的“自反性”倾向。在诗歌领域,地方性的自觉从第三代诗歌就已经开始,并慢慢扩大,成为了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的创作动向,李少君在《当代诗歌的“地方性”》就明确指出:进入新世纪以后……地方性诗歌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在赵朝龙诗歌中,神奇秀丽的山水田园、底蕴深厚的历史文化、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及刚健而富有人情味的本地人并不是一个个孤立的元素,乌江地方性的整体分布使得他们组成有机的整体,从而构建出了“自然乡村”的“乌江形象”。身为土生土长的乌江儿女,赵朝龙主要带着这样的“文化内部之眼”去观看乌江流域,其作品中少有对本土的批判与否定,反而试图以“乡村”去审视现代文明、现代城市,也即,他对乌江的本源回归都隐含着意味深长的现代性批判。赵朝龙以其乌江系列诗歌,形成了一股抗击全球化、现代化的力量,为新世纪以来的地方性诗歌生态做出了贡献。

吴黎荣,女,1990年8月出生于湖北咸宁,汉族。现为湖北大学2014级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发表有《论格非小说意象的流变》、《余秀华诗歌热现象讨论》等文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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