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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族文化中寻找出口——对话第二届贵州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金贵·新人奖”获奖者王杰

2016-3-10 14:43| 发布者: 杨振峰| 查看: 1179| 评论: 0

摘要: 王杰,布依族,中央民族大学在校学生,90后作家。长篇小说《北盘江畔布依人》入选中国作家协会2015年度少数民族文学重点扶持项目,成为本年度年龄最小的入选作者。著有长篇小说《木叶传情》。

记者:您是布依族人,此次获奖作品《木叶传情》中有很多布依元素穿插其中,这本小说是不是可以看作您从小耳濡目染布依文化的一个硕果?

王杰:硕果谈不上,作品本身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这一点我有自知之明。我是在布依文化圈子里长大的,深受布依文化的影响,但起初我并不看好这种影响,以为这种影响只会阻碍我追寻梦想的脚步,直到我进入中央民族大学,接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我才慢慢醒悟,原来小时候所经历过的,所看到过的,所听说过的东西都是良好创作素材,恰巧那时我正在阅读阿来老师的《尘埃落定》和迟子建老师的《额尔古纳河右岸》,这两部作品都是描写少数民族,那时我就在想藏族和鄂温克族的文化能写进小说,布依族的文化为什么就不行呢,受其启发,我开始尝试着去写作,力图在作品中展现一种与主流文化不一样的布依文化。但在写作过程中,各种问题接踵而来,布依文化在我脑海里都是零散的碎片,首先我得去遴选串联,把布依族的民间故事、神话、山歌等系统条理化,让它能够与小说故事情节、人物、环境、场景等有机结合起来,在这一点上我把握得并不好,很多布依元素穿插进去显得有点生硬、凌乱。

 

记者:是什么因素促使您把本民族文化写出来?在当下,您认为少数民族文化面临怎样的时代选择?

王杰:促使我把本民族文化写出来的因素有很多,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我本身就是在布依文化圈子中长大的,这潜移默化地奠定了我的创作基因;其次跟我学的专业有极大的关联,我学习的是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很多人都会误解,学少数民族语言是不是就是具体去学一种少数民族语,其实不然,我们专业研究的范围很广。举个例子,我们可以通过民族语言的研究去确定各少数民族的亲属关系,从事这些研究必然要去探索研究对象的文化背景,这些探索为我创作积累素材的同时也指明了方向;最后一点我觉得是个人原因,我从小就有点叛逆,不喜欢循规蹈矩、按部就班地去做事,我专业学习再刻苦再努力,我也难及老教授们的水平,说白了,大学教育是引导教育,老师们只起引导作用,要怎么做还得靠自己,这个道理大家都懂,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将它付诸实践,我得在专业学习的基础上另辟新径,将专业学习和创作联系到一起是我深思熟虑以后的选择。

文化本身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少数民族文化如此,汉族文化也不例外,随着主流文化的冲击,少数民族文化确实面临不小的冲击,但冲击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发现其带来的发展机遇。目前社会上普遍存在两种错误的想法,一是想法比较激进,认为少数民族文化都是落后的文化,都应被淘汰;另一种想法比较保守,坚持不惜一切代价固守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这两种想法其实都是不对的,最好的方法是弃其糟粕,取其精华。举个例子,布依族的五色糯米饭现在被当作布依族特色食品而广受大众青睐,这说明传统的文化只要善加引导、合理利用是可以为现代化服务的。

 

记者:《木叶传情》的内容主要是写动乱年代一对布依族恋人的爱情悲剧,您恋爱过吗?对于小说中那么多没有经历过的事情,把它们写出来会不会显得单薄?您是怎样来把握的?

王杰:恋爱过,不过都和小说一样以悲剧收场告终。小说来源于生活,但它远高于生活,小说所描写的事大部分我都是没有经历过的,所以很多场景的把握不是很到位,人物形象也单薄了些,我一直很敬佩另外一位获奖作家袁仁琮老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的经历,他出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不夸张地说他走过的桥比我走过的路都要多得多。我为了让自己置身于小说的时代背景,除了读很多贵州近代史材料以外,我也常常下乡调研,在河边在田里头听上了年纪老人讲故事。至于如何把握,我开始显得有些吃力,但我受余华老师《活着》的影响,发现用回忆式的写作手法可以规避不少问题和缺陷,所以《木叶传情》是采用回忆式的写作手法,每一章的最后一段都有相关的描写,这极大地弥补了作品的不足。

 

记者:您用了大学三年的时间创作了《木叶传情》这部小说,您认为这部小说您还满意吗?有没有达到自己的期许?

王杰:刚开始我还是比较满意的,毕竟我做了大多数人做不到的事,但随着写作水平的提升我再去阅读它时,发现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比如语言方面,我用了很多华丽的词汇,想增添其语言的感染力,可却适得其反,华丽的语言反而冲淡了布依文化古朴的韵味,因此小说并没有达到自己预想的效果,不过它所带来的荣誉却超乎了我的想象。

 

记者:您的创作过程一波三折,甚至还怀疑自己没有创作天分。当时遇到了什么困难?又是如何克服的?

王杰:文学创作是要循序渐进的,就像吃饭,你得一口一口地吃,才能嚼出味道,嚼出经验。一般写作是先短篇,再中篇,后长篇的,之所以是这个创作次序,是因为创作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只有不断学习,日积月累才能实现跨越,只有写好中短篇,才能写好长篇,因为长篇最考验一个人的耐力和驾驭能力,我省略中短篇,直指长篇是有悖常理的。而我遇到的主要困难主要还是是来自于创作中,要知道,汉语是我的第二语言,十岁以前我是不会说汉语的,在写作过程中我常常会无话可说,常常会犯这样的毛病或者那样的毛病,而出现这种问题的根源就是我颠倒了正常的创作次序,因此所遇到的困难很大程度上是为这种“别出心裁”付出的惨痛代价。另外我所面临的困难还有一部分来自于生活,我的家境并不好,我必须尽全力解决自己在大学期间的各种花销。我想过,如果我放弃写小说,选择去兼职,我可能会过得好一些,也可能会积累一笔小财,但静下心来想想,又心有不甘,这时从小养成的韧性帮了我大忙,它就像轮船的动力舱,助推我继续航行。

 

记者:您的专业是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将专业学习和自己的文学创作联系到一块对您来说是偶然还是必然?

王杰:完全是偶然中的必然,说偶然是因为我当时正在学习民间文学,而恰巧那是我又在阅读阿来老师的《尘埃落定》和迟子建老师的《额尔古纳河右岸》,这两部作品都是描写少数民族的,在小说里,我看到了很多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子,我立即脑洞大开,藏族和鄂温克族的文化习俗、民间故事能写成小说,我们布依族为什么就不能呢?说必然是因为我自身的民族文化背景和专业学习其实已在冥冥之中奠定了我创作的基础,当我真正把创作当作一项事业后,回顾自己所经历的一切,发现原来一切都是水到渠成的。

 

记者:您在少数民族文化中成长,但是到了大学后,您开始逐渐脱离民族聚居这样一个生活环境,这对您的创作有没有影响?或是您的生活有没有因此发生重大的转变?

王杰:这个问题问得好,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记得刚进大学时,首都快节奏的生活曾让我倍感茫然,以前我在家放牛,是看着太阳记时的,日中放牛,日落便赶牛回家,期间还可以悠然地躺在石头上看蓝天睡大觉,突然换了环境,得把时间精确到每分每秒,什么时候做什么,哪个时段该做什么都井然有序,这让我很不适应,后来慢慢也就习惯了,不过即使换了环境,我的生活习惯还是保留有一部分布依族生活习惯的,比如我们那边早上不喜欢吃早餐,我现在依然有这样的习惯。离开生存的土壤确实对我创作影响很大,有好的也有坏的,坏的是我脱离了布依文化圈子,很多东西只能靠儿时的回忆,所以一到寒暑假,我就会第一时间赶回来,到乡下走走看看,其目的是为了弥补缺失的记忆;好的一面是我以前置身于布依文化圈子中,很多东西是无法整体把握体的,有种“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无奈,现在,我脱离布依族生活环境,我更加能以客观的角度去观察布依文化,知道该写什么、怎么写,而且这几年对我的触动很大,最重要的一点是布依文化不能固步自封,应该突破大山的重围,走出去,所以我小说的人物形象都有一种走出去欲望。

 

记者:您在《创作谈》中说道:当今的文化结构不断趋向统一,这是大势所趋,非人力所能改变,但它却潜藏着一个致命的隐患,它首先扼杀了文化的多样性,这种机制下培养出来的孩子就像在利用同一台机器对商品进行批量生产一样,看似整整齐齐,其实危机四伏。这段话是否是您对当下文坛的看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看法?

王杰:这段话只能说是我对当今教育及文化发展的担忧,我走上创作这条路后,我很庆幸自己有个丰富多彩的童年。打个比方,如果把中国的文化比作一棵绿荫如盖的参天大树,那汉族文化就是主干,而各少数民族文化则是枝丫,离开枝丫,主干即使再大,也不可能绿荫如盖,而如果主干不稳,枝丫也只能摇摇欲坠,只有文化多样,绿荫才能茂密,现如今中国要从文化大国转变为文化强国,少数民族文化和汉族文化,缺一不可。


王杰,布依族,中央民族大学在校学生,90后作家。长篇小说《北盘江畔布依人》入选中国作家协会2015年度少数民族文学重点扶持项目,成为本年度年龄最小的入选作者。著有长篇小说《木叶传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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