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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写不好亲情诗?或相关亲情诗的话题

2021-2-1 10:37| 发布者: 魏荣钊| 查看: 296| 评论: 0|原作者: 刘海|来自: 贵州作家·微刊

摘要: 面对这个话题,我们首先需要追问或质疑这个表述及其观点,“我们写不好亲情诗?”或者这个陈述句换成疑问句,“我们真得写不好亲情诗吗?”那么,它是一个必然性的结论,还是一种或然性的推论呢?那么,接下来我们就 ...

面对这个话题,我们首先需要追问或质疑这个表述及其观点,“我们写不好亲情诗?”或者这个陈述句换成疑问句,“我们真得写不好亲情诗吗?”那么,它是一个必然性的结论,还是一种或然性的推论呢?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需要从头至尾地反思这个假设命题。

首先,我们须从“亲情诗”的界定来审视这个问题。那么,什么是“亲情”?所谓的“亲情”,即基于血缘或婚姻而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关系,包括以家庭为核心的父亲、母亲、妻儿、兄弟姐妹以及同族、姻亲等血缘网络。它是人类社会组织中最为基础的情感关系,是维系人际关系的根基之一。具有从生物的人到社会的人的一个关键的关系纽结,且被人类社会赋予各种复杂的功能,是人类文化的产物,是人类文明化的一个过程。明确什么是“亲情”之后,再来看什么是“亲情诗”,即以诗的形式表达这类情感关系的作品。

其次,我们再回溯到人类诗歌史中去反观这一命题。那么,在人类诗歌史上,这一类的诗歌少吗?或者写得不好吗?仅以中国诗歌为例,如从先秦诗歌之首的《诗经》,包括《诗经·邶风》《诗经·小雅》等里的亲情诗,到魏晋之际曹植的《七步诗》到唐代诗人孟郊的《游子吟》,再到北宋诗人陆游的《示儿》、南宋词人李清照的《声声慢》、清纳兰性德为亡妻卢氏所写的悼亡诗,闻一多的《七子之歌》、海子的《亚洲铜》、吕德安的《父亲和我》、张楚的《姐姐》、翟有明的《母亲》、沈浩波的《蝴蝶》等等,或者也包括现代诗人余光中的《乡愁》,这些都是诗歌史上的名篇。那么,我们得出如此结论(“我们写不好亲情诗?)的依据又是什么?

当然,在中国这样一个诗歌大国里,我估计每一个写诗的人大概都写过“亲情诗”吧!它既是我们的根脉所在,又是我们作为一个生命个体成长经历与人生体验的重要场域,甚至左右了我们的人生,培植了我们的个性。如此深切而浓稠的情感体验,是一种挥之不去的成长记忆。诗歌,作为对生命记忆的诗性书写,亲情,是一个绕不开的磁场。但也不可否认,当会不会写诗或写好写不好诗的人,都在用分行的文字表达亲情时,它就有可能导致“亲情诗”的泛滥,尤其是以感恩、苦难、怀念为统一的情感诉求时,“亲情诗”的同质化现象也就凸现出来的。在这里,因为与亲人的日常化生活的共情体验,能否拉开距离审视它、反思它、诗化它,且有许多不易言说的伤与痛,包括隐私等,这确实构成一种考验。又或者以否定的、暴露的、批判的姿态写作,又似乎存在一些不便利的、不道德的或者被禁止的,且亲情因局限于伦理的诉求,而很难被深受孝亲文化浸淫的诗人有勇气去剖析、透射“亲情中的不适”!如果再深一层,我们会发现:无论是被亲情所宠爱还是被亲情所伤害,我们中国人都有一种美化亲情的本能冲动,却极度缺乏对这种“美化本能”的剖析与反思,从而规避“亲情中的恶”。如此之故,就更难有诗人跳出感恩、苦难、怀念的情感模式,勇于透过亲情透射人性的复杂性。这或许就是“亲情诗”多且泛滥但又很难写好的部分原因吧。

其三,结合以上的例证,我们再来审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亲情书写”。就中国传统文化而言,它是一个以血缘-地缘而建立起庞大社会组织的传统国度。对血缘关系的注重,对地缘关系的倚重,对乡土人情的依恋,在整个社会制度、礼俗及文化形态中,是极为显著的。那么,它真得缺少“亲情诗”或“写不好亲情诗”?例如《诗经》里的《邶风·燕燕》等大量的“亲情诗”,还有《孔雀东南飞》《木兰诗》等等。尤其是在人类文学母题上,“母神崇拜”就是一个恒久的母题。而父-子、君-臣、家-国的制度文化与效忠理念,也是浸淫在每个华夏子孙的骨子里,在忠君爱国的思想下,陆游的《示儿》里无疑既有君臣又有父子,更是家-国一体的呈现。当然,陆游与唐婉之间的婚恋诗,尤其是那首《钗头凤》;李清照思念赵明诚的那首《声声慢》,都是男女之间夫妻情义的千古名唱,还有那许许多多的怨妇诗、悼亡诗、思乡诗等。当然,在一个将血亲伦理不断拓展、蔓延到整个社会制度的国家,它似乎弱化了父子之间、母子之间、夫妻之间、兄弟之间等亲情关系的简单的、直接的表意性,实则是因为父-子伦理、君-臣关系、家-国情怀而将亲情表意进行转换、升级、扩展或者泛化。中国传统的孝亲文化,表层结构是基于血亲伦理的实践,深层结构却是权力政治的诉求,是等级秩序与家-国政治延伸至以“家庭”为单位的末梢神经系统。当然,就我们所能读到的历代“亲情诗”而言,它无疑存在一个被不断筛选、过滤、赋值的经典化的过程。因此,历史的发展与时代的变革,加之各类因素的考量,使得我们所能读到的“亲情诗”都或多或少具有了一定的“述史”功能,这个过程是否会过滤掉那些“简单的”“直接的”抒写亲情而无宏大意义的作品呢?

与此同时,我们又会看到中国血亲传统的另一个面相,这就是由“血亲伦理”这个人际关系的核心轴所泛化、蔓延,进而固化了父-子/君-臣/家-国的等级权力关系及管理制度。李泽厚先生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说到,“中国古代思想传统最值得注意的重要社会根基,我认为,是氏族宗法血亲传统的强固力量和长期延续。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决定了中国社会及其意识形态所具有的特征。”与此同时,它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核心组织力,甚至将社会各类关系也血亲化,导致血亲关系内部纠葛了诸多复杂的利益诉求。具体来说,因血缘关系而建立的有等级差别的血亲伦理,构筑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家国体制,这又使得血缘亲情成为封建王朝中政治斗争的殉葬品,曹植的《七步诗》就是如此。在这里,封建王朝血亲伦理铸就的是血缘亲族的内部血拼,并成为封建王朝一道特有的文化风景,弥漫于封建王朝政权更迭的历史之中。

最后,相比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孝亲文化”,我们再来审视西方传统文化中的“弑亲文化”。就西方文化而言,自古希腊神话到悲剧艺术的繁荣,“弑亲现象”极为常见。究其原因:海洋文化的流动性与个体自我意识的萌生,加之法的观念与法律体系的成熟,有助于清理血亲关系在人际利益关系上的模糊性,促生了西方主体性哲学的诞生。例如,柏拉图《理想国》里有城邦秩序、民众的教育、角色分工、城邦正义等等,却没有局限于血缘亲情的“家”及其家族意识。他所要成就的,就是城邦体制中的市民职责与社会伦理。自此之后的种种变革,在西方文化中,个体、自我、主体性,是一切文化活动的主旨,无论是诗歌、小说、戏剧,还是法律、哲学与政治。基于此的文化形态,在西方诗歌史上,男女两性之爱与两性之战是交织、叠合在一起的,它是西方两性文化的衍生物。尤其值得一提的,就是“弑父现象”“父子矛盾”“代际冲突”形成了一个长长的文化脉络,其内在的复杂性,非简单的某一视角所能涵盖。

例如:从《俄狄浦斯王》到《哈姆雷特》,再到《群蝇》,演绎在血亲内部或家族内部的复仇与厮杀,其指向都是超溢于血亲之外的,或者是城邦正义,或者是自我意识的觉醒,又或者是民众的自由与解放,但唯独不是维护血亲秩序的稳固性。此后,马克思、弗洛伊德、福柯、哈贝马斯等等西方学者,一个个不断地走向了“弑父”的文化反叛之路。例如,从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到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他们对私有制的分析与批判,无形中具有一种拆解血缘亲属及家庭观念的“弑父”效应。尤其是在针对血缘亲属的家庭观念的文化批判中,以血缘亲属关系建立的家庭形式被认为是“在一切蒙昧民族和野蛮民族的社会制度中起着决定作用”。如此再来反观《增广贤文》中所说的“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情”现象,不知这是动物的人性化还是人的动物性,又或许是人类较初级的情感状态吧?正如恩格斯认为“亲属关系在一切蒙昧民族和野蛮民族的社会制度中起着决定作用”。或许马、恩的言论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那么,亲情是否是人类野蛮状态(蒙昧状态)的牵绊?它是否是一种封闭的、保守的、自私的情感关系。例如,在中国传统血亲伦理的禁锢下,亲情使子辈在父辈面前不是唯唯诺诺就是弑父杀亲;亲情使男女之爱只能局限于姑舅兄妹,贾宝玉只能在宝、黛之间选择,却绝对不能爱上侄媳妇秦可卿;亲情使中国的家族式企业模式只能约束经济实体的发展(如《金翼》);亲情使中国传统政治沦为家族间的联盟或内讧……尽管孟子也曾劝诫世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可惜,他说的是君主的仁政,却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自由与博爱。

所以,人类诗歌史中关于亲情的抒写,很有可能存在一些复杂的转化、升级、扩展或泛化,这才是需要我们深入探究的地方。


《一体》

伊丽莎白·吉宁斯

 

 分开躺着,两人各在一张床上。

 他拿着一本,灯开到很晚,

 她像一个女孩想着童年,

 所有人都在别的地方——仿佛他们在等待

 什么新的事情:他拿着的书没读,

她的眼睛盯着头上的影子。

 

浮起,像失事船只的残骸,自一种往昔的激情,

他们躺着,该有多凉。他们很少接触,

即便接触也不过像忏悔

自己情感太少——或者太多。

贞节直视她们,那目的地

他们一生都是一种准备。

 

奇异地分开,却又奇异地结合

沉默在他们之间像一条线,系持

 而又不卷起。时间本身就是一根羽毛

触摸他们,轻轻。他们是否知道他们老了,

这两个人,我的父亲和母亲

从他们的火焰中我出来,还未冷?


 ——新旻译,《欧美现代诗歌流派诗选·中》



——作者在“贵阳诗歌沙龙”上的发言

刘海,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武汉大学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高级访问学者,贵州省美学学会会员,贵州师范大学文学·教育与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壹项、教育部社科基金壹项,参与各级别社科基金多项,出版学术专著壹部,参编学术著作多部,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近几年以来的教学工作,主要围绕外国文学经典文本的解读方法予以实践性分析研究;目前的学术兴趣点,集中于“城市与人”的多维度思考。此外,在教学与科研之余热衷于文学创作,部分作品发表于高校校报、地方日报及某些诗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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