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信史与心史的贵州地质散文

贵州地质不管作为一种行业还是作为一门学问，应该开始很早，早到可以追溯到古老的时代；民国时期已有地质工作者对贵州地质展开广泛深入的专门研究。但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贵州地质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建立起来的。这就意味着会有成千上万的人前赴后继投入与贵州地质相关的工作。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以来，随着一个动乱年代的结束，中国宣告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大潮风起云涌，社会主义建设在祖国大地各行各业如火如荼地开展。这其中，自然包括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一部分的地质行业，与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一部分的文学。

感应着时代的大潮，贵州地质行业在八十年代迅猛发展。在省地矿局的领导、管理和组织下，省内各支地质队伍都有骄人业绩。在推动地质行业不断向前发展的同时，这个部门的有识之士有意识地推动本行业的文学、文化发展。一个重要表现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创办起一份文学期刊《杜鹃花》，分派专人负责编辑、印行，发表贵州地质工作者或贵州地质关注者的文学创作。中间虽有停刊，但后来又复刊，一直运行到今天。围绕着这份刊物，聚集起一支人数众多、颇有创作业绩的队伍。原主编李绍珊，副主编袁浪为这份刊物的发展殚精竭虑，带领一支编辑队伍，团结一大批文学写作者，有效地推动着刊物运作，赢得众多作者和读者的尊敬。后来的继任者何毓敏、陈跃康、欧德琳、管利明、龚章河等也颇有作为，维持了刊物的良性发展。

在我看来，贵州省地矿局创办《杜鹃花》并一路坚持下来，是很了不起的。这是树立文化自信，发掘精神富矿的举动，是关于贵州地质整个行业精神文化建设的铸魂工程。经过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倡导，我们今天已经很明白一个道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应该有文化自信，一个单位也应该有文化自信。为此，哪怕不是文化单位，也应该采取各种措施树立文化自信。笔者认为，每一个乐意看到贵州文学取得进步的人都应该向贵州省地矿局致敬，贵州省不是每一个行业都有一份文学杂志用以铸魂，树立文化自信；不是每一个单位都那么早就启动，早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办起一份杂志，而且虽然有挫折，却一直坚持下来；不是每一个单位都有一份刊物办得像《杜鹃花》那样出色，这后面，必定有高层领导的眼光，有编辑扎实的努力，有优秀传统的积淀，才会凝聚起优秀的作者，才会鼓荡起全省本行业从业者创作的热情。正因为《杜鹃花》杂志启动早，以及坚持不懈的努力，才有袁浪、欧阳黔森、冉正万、陈跃康等一大批有影响的作家产生，才有“贵州地质文学”这道引人注目的风景线，才有前后洋洋七大卷文学丛书的问世，见证、标志这个行业树立文化自信的铸魂工程。

作为贵州省文学研究界的一员，我关注省地矿局先后推出的两套丛书中的散文，来谈点自己的看法。

一  作为事实和概念的贵州地质散文

这两套丛书，都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一套名为《高原拓荒人》，三卷本，2000年8月出版；一套名为《拓荒人的新纪元》，四卷本，2019年3月出版。三卷本和四卷本中，散文都是其中的重要内容。散文和诗歌统一编为一卷，称为散文诗歌卷。姑且称出版在前的《高原拓荒人》为前书，出版在后的《拓荒人的新纪元》为后书。

两本书推出的散文作品，就作品创作者和作品数量而言，都可谓为数众多。前书计有44位作者，84篇散文作品；周澹秋、李含正《琴音记》属于戏曲作品以及其后张幼琪《最后的女词人》属于评论文章，未统计在内。前书突出重要作者，登载2篇或2篇以上的作者有14位。后书所有作者都只收录1篇作品，67位作者66篇作品，其中一篇《老挝找矿素描》是陈正山和田景轩两位作者共同创作的。两书所收散文作品合计150篇。

两本书所聚集这批散文作品就写作时间跨度而言，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绵延到新世纪第二个十年。《杜鹃花》作为文学杂志首先发表了这批作品，如果说《杜鹃花》是第一次传播这批作品，现在则是第二次传播。有一些作品可能还不止第二次。如陈跃康的《都柳江三章》曾获首届全国旅游散文大赛金奖，那就意味着会在各种媒介多次传播。阅读这些作品，我们要肯定《杜鹃花》初次传播的孕育、承载作用，也要肯定两套丛书第二次传播的强调和突出作用。

这批散文就作者身份来说，总体而言有地质工作者和非地质工作者。非地质工作者为什么也纳入进来，因为他们是贵州地质工作的关心爱护者。在这两类作者当中，笔者发现还有第三类，那就是地质工作者的家属。对这批散文的作者这样划分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我这样说，一方面基于判断作者身份是根据笔者见闻以及作品内容透露出来的信息，这无法做到准确无误。另一方面，身份极有可能是变动不居的，我这样说，特别指欧阳黔森、冉正万、李裴、刘宝成这类作者，他们本来是贵州地质人，后来离开地质行业；要对变动不居的身份做出具有确定性的类型划分，是很困难的。

面对这批散文作品，笔者有一个基本的判断：这些作品，揭示与贵州地质直接或间接地关联的散文客观而强大的存在，其实指示或托举出一个重要概念——贵州地质散文。概念既然提出来，应该予以界定。笔者提出这样一个概念，自认为肯定会得到这两本书全体读者的赞同。那么什么是贵州地质散文呢？这仿佛是简单的问题，但是也有迷惑我们见识的陷阱。贵州地质工作者写的散文就是贵州地质散文吗？如果是这样，分明有些散文作品不是贵州地质工作者所写，也在这两本书里，如叶辛、顾汶光、王蔚桦、张幼琪等的作品。我们显然不能把这些作品排除在外。描写和贵州地质相关方面的散文就是贵州地质散文吗？如果是这样，两位著名作家，《杜鹃花》原主编和副主编李绍珊和袁浪收在这两本书里的作品，几乎都与贵州地质无关。当然远不止这两位作家的作品和贵州地质无关。我们显然也不能把这些作品排除在外。两本书众多作品摆在一起，应该根据客观存在的现象，提出有足够包容度的界定。为探讨的方便，笔者把贵州地质散文界定为，贵州地质工作者和贵州地质关注者写作的，小说、诗歌、戏剧、纪实文学、评论以外，与贵州地质相关或者无关的文学作品。在这一界定中，我们兼顾了贵州地质散文的写作者包括贵州地质工作者和非贵州地质工作者这一事实。这些非地质工作者，其实是热心贵州地质事业的人，他们用动人的写作呈现对贵州地质事业以及贵州地质人的关爱，笔者给予他们贵州地质关注者的称谓。在这一界定中，与贵州地质相关或者无关的说法，似乎等同于空话，但其实有着这样两层含义，其一，贵州地质散文的范围应该是宽广的，与贵州地质相关或者无关的散文作品都不偏废，都在观照中；其二，在贵州地质散文的宽广范围里，与贵州地质相关度越大，获得关于贵州地质散文题材和内容的认同度相应地就越大。

二  作为信史的贵州地质散文

面对这一百多篇作品，笔者看到历史的巨大而真实的面影，就整体而言，它们实在是中国自建国以来历史发展的缩影，特别是贵州地质行业自建国以来历史发展的缩影。这些作品各自成章，集中在一起仿佛散乱无序，各篇之间没有线性发展的逻辑，没有系统组织的框架，但我们分明能从中看到真实可靠的历史，以及历史的各种面影。这批作品对历史的反映，是从多个方向，不同层面掘进的。笔者这样说，是就这批作品反映的题材或内容而言的。面对这一百多篇作品，我看到的就是作品。研究作品本身是面对这些作品最应该做的工作，其中首要的是研究作品描写、反映或表现的题材或内容。这也意味着要对这批散文进行分类。事实上，对众多散文划分类型，是散文研究者的根本冲动，也是基本工作。这同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工作，不同的人会对散文有不同的类型划分。一般情况下，散文可以划分为叙事散文、抒情散文、说明散文、议论散文，以及叙事、抒情、说明、议论中两种或两种以上成分结合的散文。对中国当代散文，论者从散文中表现的意识着手，有历史意识散文、反思意识散文、乡土意识散文、女性意识散文、都市生活意识散文之分。（吕林著《世纪末的精神守望——论20世纪90年代中国散文主潮》，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第39-122页。）对贵州地质散文从不同角度出发，显然也可划分出多种不同类型。笔者主张，我们的研究对象既然是贵州地质散文，就应该围绕贵州地质，以此为核心来划分类型。以贵州地质为核心，再结合作品本身反映、表现的题材或内容，我对《高原拓荒人》和《拓荒人的新纪元》两本书中的散文作品做了如下种类的划分：

（一）第一类是贵州地质人描写贵州地质工作者勘探、测试、开采一线工作与生活，或者回顾贵州地质工作，表达对贵州地质工作中人与事的情感，抒写关于贵州地质工作思考的散文。李含正《巍巍哀劳找金人》回顾在巍巍哀牢山寻找金矿的过程，给那些付出辛劳寻找、勘测金矿的人们立一存照。陈跃康《辉煌的困惑》写立下赫赫功劳，创造辉煌成绩的地质队，随着形势的变化，也不得不面临转轨的困惑；其间当然有曲折、有困难、有甚至难以为继的艰辛，但贵州地质人以拓荒人的坚韧和顽强，还有智慧，在克服和坚持中奋进。欧德琳《年祭》写在厅局机关工作的“我”临近年关，有幸进入隧道施工现场参观，想起多年在隧道施工英年早逝的坑道组风钻工父亲，百感交集，把这次行动视为“看望”父亲，视为对父亲的“年祭”。邹宝祥的《情洒青山——献给为地质事业献身的人们》介于散文和报告文学之间，写了不少献身地质事业的人们，回顾“情洒青山的经历和足迹”，讴歌“爱洒青山的潇洒和精神”。刘宝成《我的地质情缘与文学梦》讲述近十年的野外地质经历和与文学结缘，受到《杜鹃花》编辑帮助的故事。杨纯益、黄炳华《力量的合成》叙写探矿工程大队大队长陈克琦如何重视思想政治工作，把全队职工合成巨大的力量。胡正莲《“爬山猴”印象》写来自苗乡的地质工作者“爬山猴”，人黑瘦，个头矮小而机灵，善于爬山，狩猎。干十年地质，成绩喜人。当组长，又善于带队伍，让同伴品尝喷香的烤野味，体会到山野生活的欢乐。管利明《第一次进山》写新招工地质子弟第一次进矿山途中的经历。他的另一篇《地质舞厅》描写地质舞厅虽然灯光单调，设施简陋，却是地质人生活中美丽的风景，给地质人带来愉悦和健康，显出地质人的朴实、热情和大方。冉正万《山高人为峰》叙写地质队员在江古找矿的故事，他们经历艰难和危险，找到贵州首座特大型钒矿。王康年《山中的竹》一方面写竹的虚心有节、求索进取、坚韧顽强、无私奉献，另一方面回顾在地质行业的征程，自己所在101地质队推动金刚石原生矿的找矿工作，以罗会文、丁中一、赵雄鹰为代表的地质人付出心血和智慧，进入新世纪，又负起应对地质灾害灾情险情的重任，同时再次擂响金刚石找矿的战鼓。坚韧挺拔、甘于寂寞的山中之竹，已烙印上一代代地质人的身影。李怀忠《钻工的心声》中的钻工固然孤独寂寞，但身处大自然怀抱，和山谷的夜风交流，和身旁的钻塔交流，表达这样的心声：“我，作为一名钻工，我的青春只能与大山为伴，与钻塔共舞，与钻机相依，与岩石交友。”（《拓荒人的新纪元·散文诗歌卷》第82页。）潘绍伦《“花园式单位”》叙写104地质队大队部经过几十年的建设，获得都匀市“花园式单位”殊荣。陈刘芳《米粮往事》回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正安县米粮乡搞地质普查工作的往事，实测剖面、编录槽探，也享受山水，还经历喝不干净泉水而呕吐的小插曲。程儒贤《野外记趣》回忆“我们”普查分队开展普查工作之余掏蜂蛹、“我”观察民工缚蜂寻蜂巢的趣事。熊星《钻探工人》写一名叫唐友的钻探工人勤学善学把工作干得出色的故事。唐继辉《忆“三八机场”往事》回忆第一次建十八米的钻塔，第一次开钻，打第二个钻孔，冬天跳进一米多深蓄水池修水泵的往事。史桂珍《小张的梦想》中小张表达出这样可贵的梦想——“在地质工作上有所建树，为国家的地质事业做点自己的贡献。”（《拓荒人的新纪元·散文诗歌卷》，第137页。）路世敏《带血的杜鹃》讲述安运队修路班班长小邢统计炮数失误，被晚炸的炮炸死的事故；事故后面其实是小邢的吃苦耐劳，热心助人：事故发生和他前一晚带租户孩子看病忙到很晚从而导致精神恍惚有关。胡丽《罗盘的妙用》中，地质工作者让罗盘在生活中产生了更多妙用。田景轩《苦李子与十月雪》描写在织金县普作乡做硅灰石普查的经历，苦李子和十月雪成为年轻生命中一段重要经历的标志之物。张琼《第一次进山》，三十年之后回忆第一次进山的情形仍旧历历在目。陈正山、田景轩《老挝找矿素描》对在老挝找矿的一段经历进行“素描”，进入描写的有吸血的蚂蟥、指着“我们”的黑洞洞的枪口、陷进泥淖的车等。其他如刘宝成《风雪拦马坳》、陈明华《四征“蚂蟥山”》、马德胜《难忘的记忆》等也可归入这一类散文之列。

当初的贵州地质工作者，如今的全国著名作家欧阳黔森收入这两本书的散文作品特别多，就篇幅而言，应该是最多的作家。前书收入其作品11篇，后书收入其作品《武陵纪事》，虽和所有作者一样只有1篇，但篇幅较长，包含3题，可视为3篇作品。这些作品，大多数是写一线地质人工作和生活的。从《卢竹儿》《鲁娟娟》《萧家兄妹》这些作品，我们看到，作者初入地质行业，差不多还是一个少年；卢竹儿、鲁娟娟、萧家兄妹等活跃在作者笔下的人物天真鲜活，带着少年心性，怀抱纯真感情。从《初上梵净山》《穿越峡谷》《难忘的大河坝》《我的第一个组长》中，我们看到，地质行业在锻炼、磨砺一个青年人，自我的努力，贵州山水的滋养，有经验的同事的帮助，正在逐渐把这个青年人打造成合格的地质工作者。从前书《月亮滩》到后书《武陵纪事》之下三题《彩虹坊》《梨花村》《月亮滩》中，我们看到，当初的青年地质人已经成长、成熟到可以带领地质队伍，穿行在贵州的大山中，从事独立的地质工作了。《月亮滩》这篇作品既出现在前书，也出现在后书，后书中略有文字改动。在笔者看来，这一有意或者无意的重复颇有意味，因为这篇作品标志了一个地质人的成熟，成熟到可以独立带队；除此之外，还能看到一个地质人的情怀，文中的“我”，看到儿时美好之地在当下受到肆意污染，失望之余，黯然离开。这里抒写的情怀，既关乎个人的人生理想，也关乎人类生存家园的生态。

何毓敏作为《杜鹃花》曾经的主编，也从事文学创作。他收入这两本书的散文作品也相当多，计有8篇，其中大多数和一线地质人的工作、生活相关。以《高原锤音》为题的一组6篇散文《高原开拓者》《男儿要远行》《高原锤音》《走进高原》《救船》《雾浴》，用诗一样的语言，写高原开拓者义无反顾的抉择，写他们勇敢顽强的探索，更写他们坚定执着地敲响地质锤音，用豪情和智慧开拓出地质事业的辉煌。他的《梵净山猴趣》则用另一套富有生活味的笔墨，写出测绘小分队在梵净山邂逅的小猴子们趣味横生的陪伴。

（二）第二类是贵州地质关注者描写、反映贵州地质工作者勘探、设计、开采一线工作以及生活的散文。这是来自外界的采访和观察。《黄金峡谷之行》《黄金峡谷的夜晚》中，著名作家叶辛穿行在黄金峡谷，不但看到黄金，还感受到地质勘探队员黄金般的品质。顾汶光《深深的怀念》《紫木凼之夜》中，那些挖出金矿，做出不平凡业绩，却经历种种艰难困苦甚至不公待遇的地质工作者的命运勾起作家的不平之心，也勾起作家深深的怀念。何光渝《正午的阳光》写和几个年轻地质人在正午阳光之下无穷尽、无遮拦、无恶意、无拘束的交流，事情很小，却令作者热血沸腾、永不忘怀。王蔚桦《沿着黄金通道》记叙作者访问贵州省几处重要的黄金产地，和地质队员交了朋友。周琪《趣在天地山水间》描写“我”带着对地质生活的憧憬和地质队员打交道，一方面醉心于地质生活“趣在天地山水间”，另一方面也坦承面对“当真当了女地质队员”和“当真嫁了地质队员”这类问题的难解甚至无解。记者兼作家张幼琪《那份孤独》感同身受地抒写地质队员从拿上地质锤那天起，就要面对一份沉重的孤独。张幼琪、陈竹《山之精髓》把那些可贵的找金人称为“山之精髓”。陈竹《地质花》专写寻找金矿的女地质队员，与文章最后描绘的金矿周围山上生长的地质花形成对应关系。王莹《你不知道的事》深入“找矿找水找地热”和铝土矿锰矿勘测第一线进行采访，主要是采访“80”后。杨蕴文《如此旱情》报道明朝以来最严重的干旱面前，112地质队为受灾严重区域找水打井的出色表现，涌现出杨金海、黄守进、刘兴祥、王开林等典型，他们受到受灾村民的感戴。

以上两类作品，和贵州地质联系异常紧密。笔者珍视这些作品，认为这些作品讲述贵州地质人的人生故事，抒写贵州地质人的思想感情，真实地反映出贵州地质几十年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也真实地反映出贵州地质工作者几十年如一日拼搏奋进为贵州、为全中国找矿、采矿的生活。

（三）第三类是叙写过往年代生活，超脱地质，在某种普遍意义上讲述过往的故事，和贵州地质工作关联不大或者没有关联的散文。彭德全《想念母亲》，进入历史深处，回忆关于母亲的点滴往事，母亲平凡，却具有高尚的品格，感念母亲的教育，表达没能好好报答母亲的愧疚。陈国栋《难忘的记忆》挖掘记忆中难忘的往事。何毓敏《第一次出远门》写第一次出远门。龚章河《我要回家》写地质队孩子的读书生活，《再发一回憨气》把自己爱发憨气个性和谈恋爱之类人生大事结合在一起，横生趣味；《苦竹儿》写善于用竹子编出灵巧工艺品的竹子姐却命苦。经福麟《村中纪事》讲述十年动乱中“我”作为“臭老九”、白专典型，在大桥乡六合村却受到村民礼待，为村民写春联，特别是在吃派饭的黄五爷家写牌位的故事，借黄五爷之口，揭示一种简单而积淀深厚的传统理念：爱国爱家，尊敬师长，“天经地义，万代也不能改变。”（经福麟《村中纪事》，《高原拓荒人（散文诗歌卷）》第333页。）朱崇显《故乡亲人》中，地质工作者思念故乡的远方伯妈，远方伯妈有独生子在海峡那一边，对于远离故乡的“我”和儿子而言，远方伯妈作为故乡亲人的意义是双重的。龙登玖《感恩记事》写自己曾因“买断工龄”和单位协议解除劳动关系，回老家养猪，结果猪没养成，几万块钱血本无归。后幸得单位了解困难，重新安排工作，及至今日有幸坐飞机上北京，品尝美食，游览名胜，瞻仰毛主席遗容。蔡明润《沉甸甸的粮票》写身为地质队员的父亲，省吃俭用积攒830多斤粮票，以备儿女们上学之用；后来粮票退出市场，这些不流通的粮票成了精神遗产。刘道明《童谣》想起儿时的童谣，想念死去的外婆；外婆，一个普通农村女性，在危急时刻，承担起全家保护者的角色；在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岁月，却热情招待两位面临饥饿的地质队员，一顿吃掉全家十几天的口粮，她自己饿得在猪圈掏猪食吃。陈祥娥《最能致远是书香》回忆读书经历和生活，还有从中获得的快乐和启发。张琨《打毛衣的父亲》中，回忆“那年”冬天，父亲下岗后一边跑摩的，一边还利用空隙给孩子织毛衣，让孩子感到温暖和幸福。一个吃苦耐劳，勇挑养家糊口责任的父亲形象跃然纸上。丁海波《岁月无缺》回忆腿有残疾的自己怎么度过漫长的岁月，其中有疼子心切的母亲像祥林嫂一样的唠叨，有“我”靠两只胳膊爬行的艰难，有治病的痛苦和上学的快乐，有哥哥姐姐很少的甜因“我”而变得更淡的牺牲，等等。张伯黔《知青往事》回忆作为地质人的“我”在烂泥沟知青农场当知青的往事。郭娅《粗粮》回忆粮食匮乏的年代如何得到粮食的故事。简婷《女儿的眼睛，妈妈的心》回忆医治女儿眼睛的经历。

这类散文中，有的讲述生活中的故事，抒发情感，发掘深厚哲理。袁浪《散文三题》（《伤痕》《狗祭》《怀抱》）笔法灵活，借个人故事，探讨永恒话题。虽只三题，却像珍珠一样宝贵。李华《彩虹梦思》中，地质工作者讲述家乡寨子历经数十年建桥故事。因家中来信说到家乡寨子前的大桥已建成，而生出对桥的无尽回忆。这篇散文细节让人感动：家里曾经贫困得八分钱的邮票都贴不起；童年和父亲一道交租背谷子过河，不料踩在糊满稀泥的石磴上，栽进水中，谷子随水冲去；地质小分队的人说家乡埋藏着丰富的磷矿，还说远古这里是汪洋大海；村里建桥，留下两个桥墩后，上面却指示修水渠，修桥长期不能实现，桥墩都长满青苔；磷矿开采使乡亲们致富，弟弟被推举张罗修桥之事，于是“一条钢铁的彩虹从穷乡僻壤飞起”（《高原拓荒人（散文诗歌卷）》第316页）。乡情、心潮，伴随着磷矿开采，落脚在致富建大桥。其间有意无意突出了地质。赵强《爱，就是一根麻线》阿公阿婆经常争吵，阿婆咒阿公早死，可当“我”问阿婆是否真愿如此时，阿婆说：“爱就是一根麻线，虽然有时糙些，但是实在。”（《拓荒人的新纪元·散文诗歌卷》第88页。）韩玉香《影子》由写影子而涉及人间母女情。

（五）第五类是描写地理物象、风景风俗的散文。张永泰《啊！杜鹃》写在百里杜鹃景区看杜鹃。拓石《春潮一片花如海》写出百里杜鹃春潮一片花如海绚烂动人的景象。何毓敏《府城灯会情悠悠》写在琼山市看灯会。王淮航《难忘的淤泥河畔“火把节”》，对盘县普古淤泥河畔彝族同胞的火把节切身经历后，做了细致生动的描绘。刘耀辉《春到㵲阳桃花艳》写㵲阳两岸桃花怒放的美景。黄秀福《固鲁小景》写雷山县固鲁苗寨经过开发之后如山水画图一样的景色。秦连渝《随笔三章》之下有三个标题，其实是三篇文章：《在南江，不仅仅想起那场恋情》《陈公祠：古今建筑的碰撞》《东林寺：谁成就了你的孤独美》，涉及三个地方，以三个地方的景物为基础展开关于恋情、建筑和孤独等话题的探究。陈跃康《都柳江三章》仿佛在为一条河流画像，其三章为《江水之流，女人一生》《爱情化作柳眉舟》《枪手部落最后的盛宴》，作者不仅调动感受，还调动知识储备，摇动手中轻柔的画笔，把女性的万种风情，把美丽动人的民间爱情故事，把岜沙苗族世代相传的祖训和寨规等都画进这幅“画”里，于是这幅“画”有了历史和文化，结果，客观地存在，安静地流淌成千上万年的都柳江动起来、活起来了。黄悦《仁城味道》写关于铜仁的诸般景致。赵泽雪《走进从江》写出从江迷人的自然风景和民族风情。何健《彩云之南  印象之美》里，香格里拉的圣洁之魂，苍山洱海的厚重之梦，丽江古城的魅惑风姿尽收眼底。吴嘉《西北漫记》记了青海湖、莫高窟、鸣沙山、胡杨林。周丽娜《致美西湖》、龙秀洪《野钓情怀》、曹伟《土城印象》、雷毅民《水族端节札记》、奚青《黄果树了悟》等描写地理物象、风景风俗都独到细致。

我把叙述地质工作者科学考察，描写贵州地质人旅行生活的作品也归入这一类。如张永泰《悠悠梵净山》写金秋十月漫游梵净山，呈现梵净山的浩瀚博大、神奇诡秘和幽邃渊深。刘龙材《名岳之宗话沧桑》也是关于梵净山的，既有关于梵净山的历史演变、高山地貌与高山水系景观、各种珍稀物种的科学考察，又有关于梵净山奇幻风景的游览印象。程儒贤《梵净山崖燕》考察梵净山海拔1800多米悬崖矿硐群，重点考察活跃其中的崖燕。刘龙材《三进草海》《贵州第一山》《神奇的㵲阳河三峡》，何毓敏《绿色的西双版纳》等也可归入这类作品。

地质人常年在外，对旅行生活有一种天然敏感。对他们而言，记下旅行生活中的发现和感悟，好比在野外作业后记下信息和数据，往往形诸笔端才能告慰心灵。这类作品有点像时下流行的行走散文。陈国栋《陕北情思》写在陕北革命圣地旅行的点滴情思，满溢对革命前辈的崇敬。黄炳华《丹霞山游记》领略广东韶光丹霞山奇山异水的绝妙。陈履安《飞云崖崖柏礼赞》礼赞黄平飞云崖崖柏顽强的生命力以及造化的神奇伟力。莫莉《东去春城》写冬游春城，迷醉于冬天的艳阳，滇池周围如睡美人一样的山峦，溅湿鞋裤的浪潮，石林中千姿百态的奇峰怪石。黄守昌《滴水滩印象》描绘距黄果树瀑布不远，有七级三层瀑布的滴水滩，写出滴水滩瀑布层层叠叠，而每层不一的景观。詹海燕《风，从屯上掠过》凭吊贵州遵义的历史遗迹海龙屯，弥漫着历史的沧桑。

笔者把叙述单一事物，抒写关于物的感悟的散文也归入这一类。何毓敏《故乡的泡桐树》《旋转的疙螺》一写泡桐树，一写陀螺，一方面物得到精当的说明和描绘，另一方面作者笔下的物又和故乡、和儿时的美好记忆连接在一起。陈开明《野蔷薇》写从深山野岭被移栽到城市办公室的野蔷薇，从中得出启示：“我们应该像野蔷薇一样，既要让花美丽无比，又要让刺锋芒凛然。有花有刺才庄重，有花无刺只能叫天真。既能为心爱者盛开，又能让邪恶者却步才是成熟。”（陈开明《野蔷薇》，前书第283页）鲍定华《红玛瑙》既写红玛瑙，更写送给“我”红玛瑙的人——水文观测站年轻美丽的女站长，写从女站长那里得到的启示：守望内心的自尊与自爱，“诚实地生活，认真地工作”（鲍定华《红玛瑙》，前书第287页。）王龙《莲花》写自己喜欢莲花，对莲花展开联想，赞美了莲花不卑不亢的风度和朴实无华的风姿。朱莎《教鞭》写“我”初为人师，有两名学生做教鞭相送，其中一名很主动，另外一名很羞怯；这名羞怯而腿有残疾的学生送的教鞭意义尤其独特，通过教鞭，赞美良好的师生情谊。游家贵《我的罗甸玉情节（结）》写自己对于罗甸玉的喜爱。陈丽荣《酸菜之味》写母亲做的酸菜总是那样可口，带给人生美好的回味。燕霞《柳》有一种回环往复的写作态势。杨炳南《石头记》借石头抒发哲思，文学家、史学家、哲学家、收藏家等纷纷发言讨论从造物单中取缔石头的问题，但唯有地质学家的表达让上帝深思——“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仁智者兼乐石”。（《拓荒人的新纪元·散文诗歌卷》第86页。）其实物后面连接着人，以及人的感悟，是这些关于物的散文的共性。

（六）第六类是讲述贵州地质文学载体《杜鹃花》故事的散文。奚青《音犹在耳》，管利明《杜鹃情缘》，龚章河《<杜鹃花>三十年感怀》，童洁《我与<杜鹃花>》。从这些散文，读者可以看到《杜鹃花》创办和运行的历程；可以看到一些作者在《杜鹃花》发表作品的经历；更可以看到，《杜鹃花》在运作中，形成编者和作者交流交融交往的机制，一个作者在《杜鹃花》编辑老师的指导帮助下，可以得到很好的成长。

以上分门别类对贵州地质散文做了一个探讨。这里的分门别类当然并不意味着界限分明，甚至恰如其分。有的散文可以分在不止一个类别里，有的类别不一定能够含纳其中的作品。如刘宝成《我的地质情缘与文学梦》既写从事地质工作的经历，也讲述和《杜鹃花》结缘的故事。朱莎《教鞭》固然写物，何尝不是在讲述生活中的故事，抒发美好的情感？蔡明润《沉甸甸的粮票》既是写过去的故事，也是在写物；通过物来承载历史的沉重。张琨《打毛衣的父亲》回忆往事，父亲靠手织毛衣让孩子度过寒冷冬天；这无疑同时又是写人的散文。

当我对这批散文的题材和内容做了如上的划分和言说之后，更想说的是，贵州地质散文题材多样，内容丰富多彩，从多种方向多个层面指向贵州地质行业的当代发展，指向整个中国建国七十余年来的风风雨雨。有学者指出，“散文面对大地和事实，诗歌面对神祇和天空”。（林贤治著《中国散文五十年》，漓江出版社2011年，《论散文精神（代序）》第4页。）就贵州地质散文而言，众多作者面对而又忠实于贵州广阔神奇的土地，以及土地上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变化的事实写作。读之，就可以看到贵州的“大地和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