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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文字,刻下民族文化的烙印——对话第二届贵州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金贵奖” 获奖者袁 ...

2016-3-1 09:25| 发布者: 杨振峰| 查看: 710| 评论: 0|原作者: 罗元涛 欧海英|来自: 贵州民族报

摘要: 袁仁琮,侗族,中国作协会员,教授。著有《王阳明》《庄周》《孔子》《破荒》等文学作品和《新文学理论原理》《解读王阳明》《庄周今读》等学术作品;主编《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侗族卷》等。曾3次获得省 ...
作家简介

袁仁琮,侗族,中国作协会员,教授。著有《王阳明》《庄周》《孔子》《破荒》等文学作品和《新文学理论原理》《解读王阳明》《庄周今读》等学术作品;主编《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侗族卷》等。曾3次获得省级奖项,多部作品及论著进入英国剑桥大学、美国康乃尔大学和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等多个图书馆查询系统。


创作是要创造全新的成果

记者:您从1956年开始文学创作,60个春秋过去,是什么样的信念让您笔耕不辍?

袁仁琮:60年的业余文学创作,经历了漫长而艰难的过程,概括起来,是由对文学和文学创作知之不多到知之较多,由不自觉到比较自觉,由生涩到比较成熟的过程。我出生在边远山区侗乡穷苦人家,祖祖辈辈没有一个读书人,找一本书,请教某一知识,要爬山涉水,走几十里羊肠小道。村子里不识字的乡亲比比皆是,我父亲是个有远见的铁匠,发誓要供我读出个“名堂”来。他四处为我找书,尽他自学出来的那点能力教我,我于是从《四书》《幼学琼林》《三国演义》《包公案》,半本《康熙字典》中连猜带蒙地认字,似是而非地揣摩道理。我哥哥是个厚道人,担起了家庭责任,让我外出求学。我个人经历数不清的磨难,终于读到大学毕业。但是,家乡绝大多数人仍然过着闭塞、落后、贫困的日子。

我虽然走了出来,打开了眼界,享受着现代文明,却无法忘记家乡,家乡户老,我的同龄人,往往在睡梦中看到他们渴求过上美满日子的眼神。这样,改变他们的生存状态,帮助他们实现梦想,无形中成了我的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试笔的。既然是创作,就不能重复别人,也不能重复自己,而是要创造全新的成果。试笔以后我才知道,文学创作的艰难,比我预想的大得太多了。开始几年比较顺手,在《贵州文艺》(《山花》前身)《山花》《上海文学》等杂志上发了一些小说,产生一些社会影响,不久便觉得“民族特色”写尽了,挖不出来了,路子越走越窄,苦闷、不知出路在哪里。我不甘心半途而废,许下的诺言不能不兑现。动乱的那几年,我在沉寂中思索,寻找突破口。动乱结束,我把注意力扩大到传统文化,特别是古代哲学,重点研究孔子、庄子、王阳明,用小说的形式还原他们的本来面目。写了长篇历史小说,还写了关于王阳明和庄周的论著,理论阐述和塑造形象并举,取得了可喜效果。不仅如此,我还把研究范围扩大到政治经济学、民族学、心理学、创造学、人类学,通过这些研究,就像在黑夜里天忽然大亮,窗门打开,在我的眼前展开了令我惊讶不已的广阔天地,心胸豁然开朗,明白了许多眼界狭窄时候百思不得其解的道理。这时,再回头看看我的文学创作,再看我的侗族,我的家乡,我那落在大山里的村寨,那形形色色的人等,那无穷无尽的令人啼笑皆非、悲喜交集人生故事,那一张张活生生的面孔,那渴望的眼神,不仅看到事物表象,还比较容易抓住本质,素材便滚滚而来,不是没东西可写,而是即使使尽毕生精力,也没法写尽。这一阶段,对为人民而创作这一命题,才真正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这种认识,成了我长期坚持的内动力。


民族文化早已在我身上刻下深深的烙印

记者:每个作家都有属于自己的文化归属和时代背景,您所处的侗族文化背景给了您什么样的帮助?

袁仁琮:远古时候,侗族居住沿海一带,属于百越民族,因为在某一次残酷的战争失败而不得不离乡背井西进,到江西,过广西、湖南、到贵州,择荒无人烟的山地、水边居住。侗族是稻作民族,还有不少生活习惯与而今的沿海民族相似。我相信此说。这就是侗族何以住在边远落后地区,何以具有如此鲜明的刚柔相济,百折不挠坚韧精神的民族素质根源所在。同时,侗族是个诗歌的民族,无论男女老幼,出口成章。侗乡歌师无数,他们是这种丰富的民族文化的代表。我虽然不会唱山歌,不玩山,不坐夜,不会吹芦笙,但这是潜移默化的,民族文化早已在我身上刻下深深的烙印,进入我的血液。除了写历史小说,城市小说,我得尽量贴近人物所处的那个时代、所处的环境,包括语言环境,不能穿的是古人衣服,说的是当今流行语,或者穿的是城市衣服,说的是乡间土语。如果写的是侗乡生活,只要我进入创作,打第一个字,“个性”就自然流出。“民族特色”存在于外部,如服饰、风俗、生活习惯等等,更重要的内在的民族素质、民族心理,这些才是民族差别的根本原因。这些是我扩大了研究领域,扩大了知识面以后才认识到的。

记者:您写《破荒》这部长篇小说只用了九个月时间,这部小说是您临时起的念头还是由来已久想写的?您当时是如何构思的?

袁仁琮:写一部规模较大的作品,概括一下侗乡从解放前几年到改革开放这30年的社会进程,是我改革开放以来多年的愿望。这30年,中国人民在共产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建立新中国,结束几千年来等级制的历史,人民翻身解放、翻身做主人,由黑暗、屈辱走向光明、自由、平等,这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史无前例。但此后的发展途程,充满了波折,也是空前未有的。这30年,非常特殊。动乱以后,意识领域相当混乱,一些人因为过去几十年党和国家走过一些弯路,攻其一点,不计其余,说什么“还不如旧社会好”,谁谁谁“十恶不赦”,“比秦始皇更甚”;拜金主义泛滥,只要有钱,是么都干,“笑贫不笑娼”;文艺界更糟,将低俗当佳品,公开宣传兽性,“下半身写作”,等等。相当数量的年轻人没有理想没有追求,浑浑噩噩,动辄失望,轻生;这些,深深地折磨着我,非常想借小说的形式说说我的内心感受,说说我们这一代从旧社会走来的人的看法,吐吐气闷,鼓鼓继续前进的勇气。

创作《破荒》,是要传达我这样的看法:中国人走到今天不容易,要珍惜。这一认识,是我研究这几十年来中国走过的路程,阅读中外历史以后获得的。事实也是这样。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是一帆风顺的,出现坎坷、曲折,甚至暂时倒退都不奇怪,要紧的是跌倒了能再爬起来,继续前进。

由于酝酿时间长,大框架搭起来了,人物活了,情节、细节跟着涌出,不需要煞费苦心地讲究结构、情节安排、细节描写、语言表达等等技巧。所以,写起来轻轻松松,速度也快,100万字的作品,9个月完成。我很赞成巴金老人说的那句话,最高的技巧就是没技巧。我理解所说的没技巧,就是指作品没有任何斧凿痕迹,浑然天成。《破荒》当然达不到“没技巧”的高度,只能算是朝这个方向迈了第一步。


佳作必须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

记者:《破荒》充满了浓郁的侗族文化韵味,您是如何将侗族元素作为文化底蕴融入您的小说里?

袁仁琮:我作为中华民族一分子,生活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相融合的大环境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是我的文化基础,这是我创作文学作品的基本条件。长期以来,我都在努力提升这一基础水准,特别是语言能力,以逐渐接近创作出有一定质量作品的起码条件。我从阅读名著和当代精品中得到启示,缺乏民族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作为基础,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但如果只有一般性的文化积淀,没有具体的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土壤,不是扎根在某一块土地上,那么,作品就只有一般性而没有个性,没有鲜明的个性,便无从体现共性,而佳作必须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多年来,我的作品质量一直不高,这两者的关系处理得不太好是重要原因。

但这种个性与个性的融合,除了表象,重要的是内在的统一。《破荒》写的是中华民族结束几千年来等级制的破天荒大事件,人民群众翻身解放以后的奋发图强以及走过的坎坷途程,这都不只是侗族的命运,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如果这一方面写得不充分,不真实,不典型,单单突出侗族的社会变迁和不平常的历程,便失去了时代特点和典型性。恩格斯很中肯地指出英国女作家哈克内斯《城市姑娘》中的女主人公性格不典型,就是因为作家没有把女主人公的命运放在英国工人阶级已经有了50年斗争历史这样的大背景下去写的缘故。但如果仅仅注重写大背景,没有注重小环境的书写,便使人觉得一般化。所写的人,说他们是谁都行;所写的故事,说它们发生在哪儿都行,无法达到老黑格尔说的“这一个”的目的。创作作品时,共性与个性必须较好的统一起来,是我从失败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于是,着力写边远地区侗乡的人物个性,风土人情,生活习惯。特别是人物语言,我都力求个性化、地域化。


我喜欢写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

记者:《破荒》写完之后您开始着手写一部长篇历史小说《孔子》,您觉得这部书较之前的作品,会有哪些新的突破?

袁仁琮:庄子是中国古代最耀眼的智慧巨星,最具代表性的思想家、哲学大师,我写他,是为他千百年来遭受的不公平待遇鸣不平,希望能通过我的小说和理论解读,让读者了解到一个比较真实的庄子。写王阳明,同样是为这一目的。写孔子,动机与写庄子、王阳明颇为相似。孔子所处的时代是春秋末期,这个历史阶段,在华夏这片土地上,大小国家林立,杀伐兼并,血雨腥风。各个国家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子杀父,弟杀兄,子与庶母私通……种种乱七八糟的事层出不穷。孔子自己吃尽乱世的苦头,他的梦想是要建一个人人有自律能力,有法可依的有序社会。他认为一切的罪恶都源于私欲,私欲膨胀,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所以他极力主张“克己”。所谓克己,从根本上说,就是克服个人欲望。只有克制私欲,才能把家庭治理好。把家庭都治理好了,天下才可能太平。孔子也看到了光修身不行,同时要推行法制。孔子认为,周公创建的那一套规章制度,道德规范对于治理国家是有效的,所以他积极提倡“复礼”。

为了实现梦想,孔子广收弟子,积极培养人才,创建了一整套教育理论。这些理论,颇具世界意义和现实意义。但在那种情况下,即使在他自己的国家鲁国,推行他的主张——特别是治国主张也困难重重,不得不半途而废。他不甘心,想借周游列国的机会,说服别的国君采纳,也四处碰壁,只好回鲁一面办学,一面继续他的研究和资料整理。这是我经过阅读相关史料之后在脑子里形成的形象,我认为这是比较接近真实的孔子的。但长期以来,对孔子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他那一套理论是历代统治者麻痹、奴役人民的工具,应彻底否定,否则,无法张扬人的主体性,唤醒自我意识,实现自我价值。坚持这种看法的人,忽略了汉人董仲舒对孔子的歪曲和篡改,使之成为历代统治者统治人民、麻痹人思想这一事实。“五四”时期提出打倒孔家店就是例子。另一种看法是不加分析批判地全盘接受,甚至神化;至于民众对孔子的理解则五花八门,缺乏比较科学、比较完整的认识。

孔子是古代大思想家、大教育家,是伟人,但他同样是人,不是神。既是人,又要追梦,就会有差错。因而,既不应神化孔子,也不应夸大他的不足。这样,对人民群众学习这位先贤更有利。

从我写过的三位历史先贤看,题材、人物的复杂性,创作的艰巨性都差不多,说不上《孔子》比前两部出彩。我喜欢写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写性格多面的历史人物。也许这是我自不量力的一种偏好吧。


《破荒》与我最为贴近

记者: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一直是您坚持的艺术方式,能否分享您坚持的理由?

袁仁琮:中国人有中国人的思维定势,或者说是习惯。阅读也一样。中国人喜欢说事有头有尾,喜欢卖关子,喜欢所讲的人和事看得见摸得着;喜欢跟着故事走,不喜欢跳跃,跟随意识流动理解故事和内容。一般读者的这种好恶,在我心里根深蒂固。我不排斥西方现代派,“后现代”,包括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以及眼花缭乱的种种主义作品,我并不排斥它们,担心的是用这些方法创作作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被冷落。一部作品,不管自己如何喜爱,在朋友圈里怎样获得好评,没有广大读者的认同,就会很快失去存在的价值。对于作者来说,作品失去存在的价值,是不堪回首的。

记者:除此之外,民族色彩是您创作的一个亮点。在您看来,少数民族文学繁荣发展需要什么样的土壤?

袁仁琮:关于民族特色问题,前已述及,这里不再重复。走过60年业余文学创作,我认识到,侗族文学的发展,离不开整个中华民族文学的发展,离不开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文学交流,离不开先辈们的关心和帮助。但最重要的是要有个宽松的环境。环境宽松,才有利于挖掘和发挥人的创造力,才可能出现有分量的作品。当然,所说的环境宽松,不是没有任何约束,无法无天,放任自流,而是要尊重作家,尊重艺术规律,包括创作规律,传播规律,评价规律等等。再是作家要有自己的生活基地,要和那里的人民同呼吸共患难,而不是胡编乱造。胡编乱造,“互相借鉴”,千部一腔,千人一面的东西,是没人看的。

记者:在《王阳明》《庄周》《孔子》《破荒》等文学作品里,您最中意哪一部创作?为什么?

袁仁琮:10多年来,我一共写了14本长篇小说,篇幅最短的28万字,最长的100万字,我从农村写到城市,写到国民党监狱,从农民写到工人、学生、教师、地下党、解放军、高级知识分子、领导干部,从今人写到古人,由于种种原因,只出版了10部。不管出版与否,都对他们给予不薄的感情。比较起来,三卷本长篇小说《破荒》与我最为贴近,大部分内容是我亲身经历,想起那些人物,那些情节、细节,能很快唤醒我久远的记忆,哪怕是心酸痛楚的经历,迄今想起来也充满了乡情。它是我流到纸上的情思和心血,所以,更为我所钟爱。

记者:恭喜您荣获“金贵奖”,能否谈谈您获奖后的心情?

袁仁琮:我是穷苦人家的孩子,生活环境偏远而闭塞,没有新中国,别说在大学里任教,写小说,能否活下来都难说。这些话虽然说了多次,却是内心的真实感受。从我1956年开始文学创作并发表作品,就得到贵州省文联、作协的领导和老师们的关怀。1963年贵州省成立报告文学写作组,我是组员,文联党组书记、老作家邢立斌亲自带队深入专县、乡村体验生活;举办各种各样讲习班,大力培养新人。“五四”时期即颇有名气被鲁迅誉为“乡土作家”的蹇先艾先生,为我的小说集《山里人》作序,而后多次得到他老人家的亲自指导。文志强、涂尘野、尹柏森、龙明伍等老师都曾经帮助和指导过我的创作。我步入中年、老年之后,文联和作协对我的关心和帮助一如既往。今天能取得一点成绩,文联和作协功不可没

我的家人对我创作也是倾尽全力,否则,退休以后十多年,要完成800多万字的文学创作和研究,实在难以想象。第二届贵州少数民族文学金贵奖评委将这一奖项评给我,对我是一种鞭策,我倍加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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