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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诗百年:十字路口的寄望或祭奠

2020-5-22 09:49| 发布者: 魏荣钊| 查看: 351| 评论: 0|原作者: 司马玉琴

摘要: 所有的一切皆因为情怀,在这个意义上,寄望和祭奠是同一个意思。

中国新诗是“五四”运动中形成的,以白话文为基础,结合外来的诗体模式,并对旧体诗有所吸收。中国的第一组(首)现代诗,是1917年2月《新青年》刊出的胡适的《白话诗八首》。最早试图对新诗理论进行构建的是1919年胡适发表的《谈新诗》(见《尝试集》自序)。然而吊诡的是,文学史和度娘都白纸黑字地写着:新诗诞生的标志是出版于1921年8月的《女神》。

《女神》收集的是郭沫若1918年至1921年之间的57首诗作,其时间最早的是1918年。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吊诡的事呢,我不懂,这样的吊诡,是否影响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中国新诗的发展,以至于到中国新诗如今的山穷水尽(个人观点),我说不清。


新诗的诞生,有两个显现的目标和一个隐性的目的。

第一个显现的目标是打破旧体诗刻板的形式,尤其是格律的束缚。这个目标是实现了。

第二个显现的目标是充分展现诗歌的内容。这个目标实现了吗?没有。理性地看,一代又一代的新诗,出现过一些好作品,但百年新诗,没有出现大师级的诗人,没有出现扛鼎之作,是不争的事实。

第一代的新诗人们,内心里还有一个隐性的目的,那就是以新诗的白话,行启蒙之实。这个隐性的目的实现了吗?没有。先是劳动者们不读新诗,与旧体诗一样,新诗仍只在知识阶层流传,后来全民写诗,是愚化和奴化的形式,与启蒙无关,现在,写诗的比读诗的多。


为什么说新诗处在十字路口。再次强调个人观点,新诗百年,没有出现大师级诗人和扛鼎之作,这与现代生活节奏是不相吻合的。唐诗、宋词、元曲诞生百年和几十年之后,已不时大师频现,经典积案。从时间的角度,不能不让人担心新诗的前途。

况且,新诗的缺陷与生俱来。新诗诞生之初,由于打破旧体诗的心情过于迫切,理论准备和游戏规则不够充分或没有,在良莠不齐的众多诗作中,出现了只重“白话”不重“诗”的现象,并一直延续着。百年来,新诗怀揣“解放诗歌”的雄心壮志,却卷入了“非诗化”的漩涡,直白、散漫、毫无蕴籍的粗鄙成为常态。

当前,新诗的问题显而易见。网络化降低了诗歌的门坎,写诗不再是有创造力的活计;标准没有形成,无人探讨共识,却山头林立,圈子盛行;没有风格探索,只有口号声浪;不再求诸内心,增进诗艺,诗人正蜕变成诗歌活动家。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一切,不能不让人担心,新诗已在山穷水尽的十字路口。要么救赎,要么死亡。

寄望于救赎,无法排除死亡的可能,这是我这篇短文题目的由来。既然有可能是一次祭奠,那么一些话题就绕不过去。


新诗百年,最有流派价值的诗歌流派是朦胧诗派。虽然他们没有统一的组织形式,也没有宣言。他们各自独立而又有共性的艺术主张,他们的创作实绩,当得起“崛起的诗群”。

朦胧诗人的价值在于他们对光明世界有着强烈的渴求,他们善于通过一系列琐碎的意象来含蓄地表达对社会阴暗面的不满和鄙弃。他们开拓了现代意象诗的新天地和新空间。

他们开启了诗歌的多个方向,启迪了当代汉语诗歌的多种可能。他们的影响至今仍然坚定地存在着。他们深层的思考,至今仍然有着现实的意义。

关于朦胧诗派,有一个问题我至今没有明白,那就是与北岛、顾城、江河、杨炼同为代表人物的舒婷,她的诗歌,与他们似乎是有区别的风格,尤其是她的成名作《致橡树》,似乎更应该归类于口号诗。


朦胧诗之外,有口号,有创作实践,取得一定实绩,影响至今的妄图以流派自居的,当属口语化写作,现在叫口语诗。

口语化写作的提出,比朦胧诗要迟,比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那次败坏了风气的流派大展要早。口语化写作的倡导者是于坚、韩东等人。

口语化写作本身并没有问题,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口语化是新诗的目标和本质所在。当胡适他们提出“白话”诗的时候,“白话”与口语,其语义是极其相近的。几十年后,可能是忘了白话诗的初衷,也有可能是开山立派的需要,当然,也或许真的有对“书面语”的反叛,口语诗被包装成一个现代概念,并妄图成为一个流派。

我一直觉得,诗人自己的创作是最好的标识。热衷于喊口号,要么是不自信,要么是名利心作崇。于坚在成名之后,极少提及口语诗,我猜度,此时,他已没有名利的需要再喊口号、扛旗帜,另外,随着学识和年龄的增长,他已经明白新诗的来路以及口语的真正含义。

可惜,流风已经形成,拾牙慧者众多,紧接着的李亚伟,后来的伊沙,今天沉渣泛起的众多“诗人”,都手拿白绫,却以为是上天的软梯。以口语诗为借口,掩饰自己表现能力的不足。这一现象,我以为可以用两句康熙的诗来概括:“翁仲如何作仲翁,想因窗下少夫功。”


新诗百年,吵得比较凶的还有“下半身写作”。我没有说这是一个流派,而是说是一个事件,我也赖得说下半身写作的概念和定义,我必须承认的是,一度时间,他们抢占了山头,获得了名利。

我觉得,关于下半身写作,有一个总结很好,它代表了诗坛中创作智慧下限的巅峰,诗人对性意识的狂想与追逐。用大家都能懂的话说,这是一群以英雄的名义游街的沷皮,占据过官署的土匪,出现在人群中的兽类。

关于性别意识的觉醒,我想说一说另外一个被大家鼓吹的现象,叫女性意识的觉醒。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一群女诗人以她们的创作,成功地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一时之间,被鼓吹为女性意识的觉醒,新诗的创造和发现。我说这个事,一点也没有否定女诗人们的意思,我只是觉得这事太过滑稽,并为评论家们感到深切的悲哀。

唐代有个八流诗人叫武则天,她写过一首诗叫《如意娘》:“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支离为忆君。不信比来常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她的这首诗,换成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女诗人们的诗,就叫做“你不来与我同居”,是典型的女性意识的觉醒,而且觉醒得优雅、诗意。别人已经觉醒一千多年,我们才醒来,已经是太迟了,迟到应该无语。

我不知道,评论家们在吹捧某个诗人的时候,是否会在内心里问一问:他,当得起吗?我,值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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