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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黔森短篇小说艺术论

2016-1-21 10:41| 发布者: 魏荣钊| 查看: 1382| 评论: 0|原作者: 周新民

摘要: 欧阳黔森的短篇小说艺术探索,吸收了中国古代编年叙事、传记叙事、比德审美意识的有益滋养,创造出了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文学作品

最先知道欧阳黔森,是因为电视剧《奢香夫人》、《雄关漫道》。为他的剧本创作才华所震动。后来慢慢阅读了他众多的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然而,短篇小说无疑是他倾注心力最多,所取得的成就最高。短篇小说无疑是颇有难度的文体,鲁迅、沈从文、汪曾祺、孙犁、苏童等以其骄人的艺术成就,把短篇小说这种艺术推向了极致。因此,要想在短篇小说领域取得成就,难上加难。然而,欧阳黔森在短篇小说艺术领域潜心耕耘,取得了不俗的艺术实绩。本文尝试探讨欧阳黔森短篇小说艺术成就,为丰富短篇小说的艺术版图提供借鉴。

               一

短篇小说被认为是以片段来反映社会生活的艺术样式。以片段来反映社会生活的短篇小说艺术规范,要求短篇小说选材必须是生活的横断面。这一规定表明,短篇小说所选取生活的时空跨度很有限。但是,欧阳黔森的短篇小说似乎并不顾及这一规定。他的短篇小说所选取的生活,绝对不是生活的横断面,也有较宽广的空间。尽管如此,欧阳黔森在短篇小说中所凸显的对于生活、人生的思考,有其独到之处。我们可以选取欧阳黔森的短篇小说来做说明。

《断河》是欧阳黔森一篇有影响的短篇小说。这篇小说字数不多,大概在8000字左右,从字数的规定性来看,这肯定是一篇短篇小说。和一般的短篇小说不同,《断河》所叙写的社会生活跨度很大。这篇小说从麻老九的父亲写起,故事时间横跨75年,仔细叙写了麻老九从出生到晚年的生活。《断河》叙述了在这75年岁月沧桑之中,麻老九生父老刀和养父老狼两个家庭两代人的恩怨情仇。

《远方月皎洁》写我青春年少时的一段故事。我是一名地质队员,认识了小学教师卢春兰。卢春兰美丽清纯,“我”爱上了她。卢春兰也对我有意。卢春兰给了“我”一条小黄狗,这条小黄狗是“我”和卢春兰情感的见证。然而,“我”完成工作任务后,不得不返回到城市。这只小黄狗也被地质队打死了。狗皮每夜垫在“我”的背上,延续着“我”和卢春兰之间的情感寄托。小说并没有就此打住,而是继续写带有青春记忆的狗皮的命运。从小说叙述的故事时间来看,小说的故事时间,从与卢春兰分手后的第八年一直写到20多年后的岁月,故事时间跨度有20多年。

《五分硬币》的故事时间起源于一九六六年红卫兵大串连之际,“我”在天安门广场饥寒交迫,遇到了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孩子。在“我”饱受寒冷之时,她邀请我钻进她的帐篷避寒。“我”难耐饥饿之时,她及时给了“我”能买三个馒头的五分钱硬币。《五分硬币》并没有停留在这一生活的横断面上,紧接着写到“很多年很多年”后与这位女性相遇的故事。《五分硬币》所叙述的故事时间跨度也有30年之久。

《兰草》的时间跨度也有三十多年。“我”和兰草相遇之时,都是青春年少。那时,我们到三个鸡村组。在知青点,“我”对兰草关怀备至,我们的关系也比较亲密。兰草热爱文学,嫁给了一位诗人,后来又和诗人离婚。小说的故事时间跨度很大,一直写到三十五后的我们再次聚首。

欧阳黔森的短篇小说时间跨度一般比较长,超越了一般的短篇小说截取生活横断面的特性。欧阳黔森短篇小说写法与当下短篇小说的写法有着较大的差异。其原因在于,欧阳黔森的短篇小说吸收了中国古典短篇小说的艺术滋养。

中国古代短篇小说往往并不在意时间跨度。尤其是中国古典短篇小说,往往借用编年的叙述方式,比较完整地描述人物的一生经历,和现代短篇小说的截取生活的横断面表现片段性生活的规范有所不同。欧阳黔森短篇小说之所以故事时间跨度很大,而不去致力于截取生活的横断面,其目的是改变短篇小说亦步亦趋地反映社会生活的艺术路数。

《断河》所表现的生活跨度长约几十年。小说在麻老九的一生中要去透视的不是社会生活的变迁,而是对于人世、世事风云变幻的表现。麻老九和龙老大为一母所生的异父兄弟。麻老九和龙老大有杀父之仇。龙老大为一强悍土匪,念及和麻老九为一母所生,定时给他送去钱财、女人。麻老九默默地为龙老大捕鱼。这种日子过了很长一段时间。这应该是小说的第一部分内容。就这部分的叙述内容来看,《断河》在叙述一段传奇。但是,小说正文后还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小说是“后记”,讲述麻老九因为怀念生命中的第一位女人,坠河而亡。小说的“后记”后,再添“再后记”。“再后记”写麻老九的儿子麻老大眼中汞矿的沧桑变迁。如果从小说的故事的角度来看,《断河》的故事时间从麻老大的爷爷青年时期的老刀写起,历经父亲麻老九,前后近百年。这样的时间跨度,明显和短篇小说要选取社会生活的“片段”的规范有冲突,其故事时间显然是一部长篇小说故事的时间长度。《断河》的故事时间跨度之长,足够去展开一个家族、一个地区的生活史。不过,《断河》的重心显然不是要描述社会生活,更不是要叙述社会生活的变迁史。因此,欧阳黔森没有从常规的短篇小说法则入手,而是高明地通过长时间段的生活叙事,来表现对于生活的体悟。《断河》可以划分为“正文”、“后记”、“再后记”三个部分,把在线性时间发生的事情切割成空间并置关系,切断了《断河》表现社会生活变迁史的可能性。我们可以发现,“正文”、“后记”、“再后记”并置在一起的三个部分,其实有着共同的主题。“正文”部分叙述的是老刀与老狼的恩怨情仇、麻老九与龙老大之间的微妙关系。这一部分平静如水的叙述,实际上表现了时间无情、世事无常:老刀抢了老狼的女人,最终死于老狼刀下;老狼的儿子龙老大虽然强悍,最终难免被歼灭的命运。而麻老九看似弱小,却在多次历史事变中幸存下来。“后记”部分主要写麻老九的儿子麻老大与母亲的对话,表现了无情与有情的辩证关系。“再后记”部分表现的是曾经盛极一时的汞矿最终因为矿产枯竭而关闭,透露的是盛与衰的辩证思考。“正文”、“后记”、“再后记”的空间并置的结构,改变了小说的线性时间关系,最终,呈现出对于人生、人世、人事的辩证的思考。这样的空间并置结构最终改变了《断河》的故事流、时间流,表现了对于宇宙与人生的复杂、诡秘的哲理感受。《断河》虽然故事时间跨度很大,但是,欧阳黔森巧妙地艺术处理,使《断河》从对社会生活变迁史的叙述中抽身出来,表达了对于人生、人世的深层哲理思考。

《远方月皎洁》、《五分硬币》、《兰草》从故事时间来看,也是跨了几乎二十、三十多年。但是,同《断河》一样,这些小说拉长故事时间的目的,显然不是要再现一段历史与社会生活。其目的是为了表现时间的无情。这几篇小说的前一部分,几乎都毫无例外地叙述“我”与几位女性之间的美丽情感,而后半部分叙述这份情感后来无一例外地变质。《远方月皎洁》中寄托了卢春兰和“我”之间情感的狗皮,最终也被女儿丢掉了。《五分硬币》前半部分充分调动细节叙述的魅力,再现了我和一位姑娘在动荡时期的相互关爱的动人情感。然而,20多年后,再次相逢,这份美丽、真挚的感情再也找不到了。这位姑娘给“我”的是讽刺与伤害。那份相互温暖的美丽感情被时间的长河洗涤一空。《兰草》叙述了兰草的人生际遇。插队期间和“我”有着一段情感真挚的生命体验,后来,兰草嫁给一位诗人,婚姻不幸,最终离婚。多年后,我们再次相逢,“我”以为我们之间还能找到美丽的回忆。然而,时间无情,那份真挚、美丽的情愫不再存在。《远方月皎洁》、《五分硬币》、《兰草》虽然都有长时间段的叙述,但是,他们的叙述目的不是再现生活的变化,而是叙写时间的无情。

总体看来,欧阳黔森的短篇小说借鉴了中国编年体的叙事方式,注重叙写相对完整的事件与人生经历,颇有中国古典短篇小说的风韵。但是,欧阳黔森的短篇小说又超越了中国古典短篇小说的“实录”精神,在哲理层面找到了现代短篇小说的艺术质地,表现了对于人生、人事的哲理思考。我以为,这是欧阳黔森短篇小说的光彩之处,也给当今短篇小说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欧阳黔森的短篇小说没有截取生活的横断面,也没有把再现生活作为小说的主要目标。因而,在刻画人物形象时,欧阳黔森也没有把人物作为某种观念的“传声筒”。从人物和它所处的时代来看,欧阳黔森的短篇小说并没有把时代的观念投射到人物身上。欧阳黔森的短篇小说摒弃了观念对于人物本来面目的遮蔽,回归到表现“人”的本来面目上。

《十八块地》是欧阳黔森的一篇重要的短篇小说。这篇小说的时代背景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反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生活的小说,是中国近三十多年来小说的重要题材。这些小说已经形成了固定的叙事套路。要么反映悲剧性的时代给人带来的伤痕;要么叙述回望知青时代的理想、浪漫的生活;要么解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历史深层文化心理等等;或者叙写通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生活的叙述,彰显时代的荒谬。每一种叙述模式都曾产生过许多优秀的小说。然而,这些小说无论是采取怎样的叙述套路,无一例外地叙写知识青年与时代之间的紧张关系,表现了具体的历史情境对于人的深刻影响。阅读完《十八块地》后,明显感觉到这篇小说具有崭新的叙述视角。它不再在时代和人之间紧张关系中去做文章,而把时代虚化为背景,去展现在这一背景下人物的心理与行为。《十八块地》以纪传体的手法,续写了知青时代三位知识青年的故事。小说分为“卢竹儿”、 “鲁娟娟”、“萧家兄妹”三个部分。“卢竹儿”部分,完全回避了知识青年在农场的痛苦生活。相反,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知青与知青之间、知青与驻地农民之间和睦与温情关系。在这一部分,选取了“我”和卢竹儿去老乡家吃腊肉并一同返回驻地的一段经历,作为小说的叙事重点。“我”和卢竹儿去老乡家吃完腊肉后,返回驻地的途中,因为避雨,在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只山羊正在产仔。卢竹儿担心知青们因为饥饿会宰杀山羊,要求我保密。但是,一不小心,“我”还是把山羊在山洞产仔的消息透露出去了,三只山羊最终也成为知青们的腹中食。因为“我”不讲信誉,卢竹儿从此再也不理会“我”了。这一部分内容,完全避开了时代的特殊情景,而着力表现了卢竹儿的善良。“鲁娟娟”部分在不长的篇幅里比较完整地叙述了鲁娟娟的人生经历。鲁娟娟是下乡知青,和一般知青的玩世不恭不同,鲁娟娟有着自己的人生追求。在承担着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鲁娟娟仍在刻苦学习外语。也因为这一点,她后来成为了柳阳中学的代课老师。文化大革命后,鲁娟娟上了大学。不过,大学毕业后,她还是回到了她曾近工作过的柳阳中学。这所中学因为地处偏僻,无人愿意去任教,只有鲁娟娟主动要求去这里。“鲁娟娟”部分虽然写到了知识青年在乡村劳动的艰苦岁月,但是,小说的着力点并不是去叙写时代的特殊情景,而是通过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时代两个时代的对照书写,表现了鲁娟娟一如既往的认真为事的精神品格。“萧家兄妹”部分,虽然写到了萧子南去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总理的事迹,但是,小说并没有叙写萧子南的英勇事迹,而是叙写在那段阴云密布的岁月里,知青们的办年货的生活细节。时代巨变,丝毫没有波及到这群知识青年们,也没有影响到他们的日常生活。在他们眼里,所谓的时代巨变,和他们的生活之间,没有建立起任何关系。总体看来,《十八块地》中的人物,并没有成为时代的“传声筒”,在它们身上闪烁着人性的光芒。

《心上的眼睛》表面上看是一篇讨论英雄以及英雄传统的小说,但是,小说最为核心的内容是讨论人性的光辉。小说故事发生的地点是娄山关。这里曾发生了中国工农红军与国民党军队之间的激烈战斗。毛泽东的《忆秦娥·娄山关》曾对红军的惨烈的战斗有过描述。这首描绘娄山关战斗的词,被刻在娄山关的石壁上,成为著名旅游景点。小说在当下的娄山关与历史上战火弥漫的娄山关之间的对话展开叙事。今日的娄山关上游人如织,然而,人们对战火纷飞的娄山关记忆淡漠。战火中表现出来的英雄主义精神在市场经济时代已经被淡忘,人们更加看重的是物质与利益。这是小说的表层意思。小说的奥妙在于塑造了一位智商比较低下的丁三叔。小说的开头极尽铺排丁三叔的傻。而这种铺排也并非是没有意义的。正因为丁三叔的傻,他和当下的市场经济时代的价值取向之间保持了距离,从而也避免了成为时代的传声筒。然而,小说高潮是丁三叔那种从内心生发出来的能量和本能,他帮助战斗英雄触摸到了刻在石壁上的毛泽东的词句:“丁三叔在那幅字下,抱着一个男军人的大腿往上推,旁边还有一个女军人在帮忙。看来两人很吃力,几乎支撑不住那位高大的男军人的身体,那军人的手指总和石壁上的毛体字还有那么一点距离。山壁上那些潇洒而苍劲的字,我也不止一次在朗读中产生出想触摸它们的冲动,但终究因了我不够高而打消了念头”。男军人参加过边疆战役的救护工作,因公伤双眼失明。但是,他的英雄情结仍然表现得非常鲜明。而小说的重心不是前文所叙,表现市场经济时代消费主义文化心理的强大的吞噬能力,也不是歌颂这位双眼失明的军人的英雄主义情怀,而是要借丁三叔这位傻子的形象去说明,英雄主义精神不是源自功利主义而是作为人性中无法泯灭的朴素情感,潜藏在人的心灵之中。这一主题,完全超越了对于英雄主义的功利性的表达,无疑具有永恒得的价值和意义。

小说艺术的“质”的规定性当然是塑造人物形象。很难以想象,没有人物形象,小说还能成其为小说。不过,中国现当代小说在塑造人物形象时,常常把人物当做某种观念的传声筒。因此,在设置人物形象时,常常会设置出具有二元对立关系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形象常常是善与恶、美与丑、崇高与卑微的化身。在这样“等级性”人物关系之中,代表善、美、崇高的“美好”观念的人物形象处于小说的中心位置,是主要人物形象;而代表恶、劣、卑微的人物形象则处于次要位置,起到反衬主要人物形象的作用。由于没有把人物形象当成某种观念的传声筒,拒绝设置具有等级关系的人物形象,也因此成为欧阳黔森短篇小说的最大美学特征。《断河》中哪一个人物形象是小说的主要人物形象?小说的叙述焦点是麻老大,但麻老大并非是小说具有突出性格的人物形象。你也很难以把老刀、麻老九、龙老大看做是小说的主要人物形象,因为,这几位人物形象都不是小说“贯穿性”的人物形象。《十八块地》则明确地以“卢竹儿”、 “鲁娟娟”、“萧家兄妹”作为小说的叙述部分,你也很难以确定到底谁是《十八块地》的主要人物形象。

我们再来看看《敲狗》这篇小说。《敲狗》设置了三个重要人物形象:厨师、徒弟、卖狗人。这三个人物形象没有设置成某种观念的投射符号,《敲狗》也没有从善与恶的二元对立的角度来展开叙事。小说中的厨师是一位兢兢业业的厨师,他有着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职业操守,也有着高超的职业技能。应该说,《敲狗》是从职业的角度来刻画厨师的。他身上并不负载着善与恶的道德评价。卖狗人是一位爱狗之人,之所以卖狗是因为家里实在缺钱。迫不得已,把狗卖给厨师,并且和厨师约定好了,等筹措好了钱,是要来赎狗的。厨师出于职业本能,不同意把狗赎给卖狗人;卖狗人出于无奈才卖狗。但是,这一对矛盾冲突,并非善恶冲突,都是出自个人的特殊身份而做出来的选择。小说最有意思的地方,并不是厨师和卖狗人之间的冲突,而是徒弟的纠结与选择。当卖狗人筹措齐了一百元钱来找厨师赎狗的时,厨师并不愿意赎狗。为了打消卖狗人赎狗的愿望,他要求卖狗人得支付两百元钱。等卖狗人回去筹款之际,厨师决定第二天敲狗。然而,徒弟被卖狗人的执著所感染,夜半时分,偷偷地把狗放走了。虽然狗回到了主人那里,卖狗人还是很讲诚信,把两百元送到了厨师那里,并特别感谢厨师提前放狗回家。整篇《敲狗》围绕着人性的善良做文章,使小说在貌似平静的叙述之中,展开了关于人性的思考与较量,从而回避了单纯地从道德角度来塑造人物形象,也摈弃了围绕善恶来构筑人物等级关系的陈规。

 

                           三

欧阳黔森的短篇小说大都以花为题目:《丁香》、《梨花》、《白莲》、《兰草》、《李花》。如此大面积地以花为题,自然不是偶然形象,自有他特殊的考虑。这些自然物的花草,被写进文学作品后,不再是单纯的自然物,而是被赋予了人格精神。这种以自然物的特性来比附人格精神,即是中国传统审美意识“比德”。 “比德”是从先秦时期就开始的审美意识。先秦思想家常以玉石、水来比附道德、精神。《周礼·大宗伯》说:“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壁礼天,以黄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磺礼北方”。 《孔子家语·问玉》:“昔者君子比德于玉。”《论语·雍也》:“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这种以自然物的某种特性比附人格精神,从而把自然物属性、人格精神融贯为一体的审美境界的思维方法,在文学创作中的表现就是类比的表现手法。屈原的《离骚》是采用这种表现手法的集大成者。东汉王逸评价《离骚》的描写方法:“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其词温而雅,其义皎而明。”这种类比的表现手法,是中国古代诗词歌赋常用的手法。

小说创作常常以自然物来比附人格精神。这种方法常常是以自然环境描写的方式出现的,例如通过环境描写烘托人物形象,预示故事的发展方向等。不过,还很少有作家以后特定自然物来比附人物的精神品格。不过,欧阳黔森的短篇小说却以自然物比附人的精神品格,并形成了鲜明的特色。

《十八块地》中的萧美文爱好文学,才华横溢。她“特别喜爱绿色和蓝色,她要么穿一身旧绿色军装,要么穿一身蓝色衣裤”。她还特喜爱兰花,她经常“去十八块地的小溪边。采来很多兰草,放在桌子上,床上,窗台上。一到开花季节,那小小的紫白色花儿开得很香很诱人。”这些文字从服饰颜色的角度建立起了萧美文和兰草之间的联系。接着小说进一步叙写萧美文的经历。萧美文后来参军,并参加了对越自卫反击战,在抢救伤员时阵亡。小说写到这里,进一步以诗歌的形式,挖掘了萧美文和兰草之间的精神联系:

我爱绿色

你说绿透了就是蓝色

不信看天空,看大海

 

你走时,送了我一盆

绿油油的兰草

穿一身绿油油的军装

你说老山绿得美丽

你要去那儿救死扶伤

 

很多年过去

你没有如约

带来一株老山兰

我知道你已经化成了一株老山兰

永远长在了老山上

 

从此我热爱兰草

兰草博大,深邃

永远有一盆兰草

生动在我蓝色的窗口

 

小说以诗歌形式生发了兰草与萧美文之间的精神联系,从而完成了以兰草的形状、颜色、精神比附萧美文的艺术过程。

《梨花》中的梨花是一名从在乡村成长起来的副县长。梨花“美如花开,白洁无暇”。她家境贫寒,中等师范毕业后,回乡村中学任教,单纯、质朴,她考上省城师范大学后,仍然回到这所乡村中学任教,并任副校长,后来升任校长。梨花是一名理想主义者,只顾埋头工作。凭借工作业绩,一步步成长为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副县长。从工作业绩来讲,梨花无疑是成功的。然而,这位山里姑娘却是一名非常朴实的人,在道德上也追求完美。小说如果仅仅这样来叙述一名山村姑娘的成长之路,无疑是乏味的。不过,欧阳黔森采用类比的表现手法,通过李老师给梨花的情诗,在自然物梨花和梨花姑娘之间建立起比附关系,使梨花这名美丽的青年和自然物的梨花之间建立起审美联系,最终达到了“人”与“物”浑然天成的审美境界:

……

梨树,叶青花白

静静地绽放

梨花白的清香呵

正从你身上溢出

如手指顶在我的腰上

……

那夜后

我热爱梨花

热爱梨花的白

热爱梨花白的清香

……

除了以插入诗句的方式,完成类比表达方式,欧阳黔森的短篇小说还常常在叙述中完成以“物”比 “人”的艺术表现。这种构筑类比表现方法的代表作是《李花》。《李花》以从深圳来西篱乡扶贫的戴先生作为小说的叙述视角。西篱乡地处偏远乡村,这里环境闭塞,耕地稀少,格外贫困。而比贫困更可怕的是这里的人思想僵化,重男轻女,不重视教育。戴先生来自深圳,家里很有钱,是作为志愿者来西篱乡扶贫。小说以外来人戴先生的视角来展开叙述,展现了西篱乡人思想的闭塞与僵化。然而,戴先生在和西篱乡人接触过程中,认识了一位乡村妇女。这位妇女名叫李花。李花虽然是女性,是乡村为数不多的上过初中的女性。他的丈夫上过高中,参过军,复原回乡。这对夫妇与西篱乡其他人不同。他们科学植树,种植了大面积的李树桃树,依靠卖桃子李子而发家致富。更主要的是这对夫妇尤其妻子李子,思想格外开放,生下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儿子,和她一起姓李,这在这个闭塞的乡村曾近掀起了轩然大波。李花作为一名乡村妇女,还十分关心国家大事,关系国家发展。《李花》如果仅仅如此叙述,小说的艺术魅力肯定受到限制。为了拓宽小说的艺术空间,《李花》采取了以“物”比“人”的写法,拓展了小说的艺术空间。小说在行文中,有这样一段精妙的描写:“人们喊起李花,自然想起春天那漫山遍野盛开得洁白清丽的李花。那李树是先开花后吐绿芽,然后结出青青的李子。李花洁白美丽,李花本人的确也是不辱没那漂亮的白花儿,在这一方面是美女了,虽已是生了两孩子的母亲,但她那身段没有一点肥胖的感觉,那真是该凸的地方凸起该凹的凹起,脸蛋蛋微黑微红的显得非常健康,一双大眼睛再配上她那一条坠到脚跟的乌黑亮丽的大辫子,就是一个李春波的小芳模样”。

类比的写作方法,使欧阳黔森的短篇小说充满了诗情画意,营造出了人、物相互交融的审美情景。这在以表现社会生活为主体的现当代短篇小说史上,的确是匠心独运的表现。

欧阳黔森的短篇小说艺术探索,吸收了中国古代编年叙事、传记叙事、比德审美意识的有益滋养,创造出了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文学作品。欧阳黔森的小说创作,得益于其生活的贵州。贵州是少数民族集聚地,也是历史文化悠久的一块文化宝地。少数民族集聚地以其空间的相对封闭带来了文化上的封闭,因而较好地保留了中国传统文化,其文学作品也因此保存了较多的中国传统文学的痕迹。在激进主义文化的主导的文学史叙述中,保留较多传统文化与传统文学基因的文学,常常被排除了主流文学史的叙述之外,无法得到真实的呈现。然而,正是在少数民族集聚地顽强地写作的作家们,维护了文学史的丰富性。在文学日渐开放的今天,在中国文学日渐走向世界的今天,这些带有中国文化与文化传统印记的文学,正逐渐起着改变中国文学生态的重要作用。

    欧阳黔森:中国作家协会七届全委,贵州省作家协会主席,贵州省文联副主席,贵州文学院长,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青年常委,贵州省青联副主席。先后在《当代》《十月》《收获》《人民文学》《中国作家》《新华文摘》等发表长、中、短篇小说四百余万字。短篇小说《敲狗》曾获蒲松龄短篇小说奖。编剧、制片多部电影、电视剧《雄关漫道》《绝地逢生》《奢香夫人》《幸存日》《二十四道拐》等。国家一级作家,国务院津贴专家,中宣部“全国四个一人才”,“全国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

      

    周新民湖北浠水人,生于1970年代。著名青年评论家。现为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点负责人,兼任中国新文学学会理事、湖北文学理论批评委员会副秘书长、湖北省作家协会第八届、第九届签约批评家、武汉文艺理论家协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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