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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作家》2019年2期作品选推:《无心“煽情”——廖国松访谈》

2019-6-17 15:42| 发布者: 魏荣钊| 查看: 153| 评论: 0|原作者: 王剑平 廖国松

摘要: 我总认为,文学诸门类中,散文最难,闲适也好,凝重也好,皆与作者的学养见识有关,这或许只是我个人的理解。

王剑平:我觉得,做这个访谈很难。您是长辈,与我父亲同岁,又曾是《花溪》杂志的副主编。我调《花溪》当编辑时,您已退休,没做过您手下,我觉得很遗憾。说不定,在您的调教下,我可能会有点出息。袁政谦、张永龙、和国正、高晴、戴冰,与这些前辈、老师共事,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不少东西,也很愉快。现在,这些人退的退、调的调,只有我还坐在编辑部办公室。《花溪》杂志已不由我们承办,从实际到形式,我都是最后一个编辑。您作为这个杂志的副主编,对《花溪》的命运想必也有诸多感慨。

 

廖国松:你说你做这个访谈很难,其实,我也很尴尬。而且忐忑不安。我从来说话嬉二不嗤,一到正儿八经的场合,半句话说不出来,只有“哑雀”。再说,这一“访谈”,无形中就将受访谈者拔高了,说实话,我真有些经受不住。本地有成就的作家不少,年轻有为,无论如何也轮不到我一个无甚成果的老者来侃天阔地。可这个访谈是人家约稿,推了半天推不脱,无奈,也不管它访不访谈不谈,你我也无须正襟危坐,只当是平时胡打乱说,能拿去填充版面就阿弥陀佛了。

你说你的第一难,是因为我与你老爸同岁,是长辈。我都要笑出声来了。我从来不愿人家将我当作长辈对待,我平时待人也是无老无少,在单位,我将低我一辈的谌宏微,曹琼德呼作谌哥曹哥,一旦被当作长辈,我就不自在了。

你说你做《花溪》编辑时我已退休,觉得遗憾,没得到我的调教。扯!我想说,幸好你到《花溪》时我已经退休,否则,准将你带“坏”!弄画的颜冰常对人说,就是我将他废了,不务正业,常跟着我打音箱、听音乐、扛十字镐满山遍野挖桩头,连编辑部的同仁袁正谦和国正,也都未能幸免,张永龙若不是视力不好,上山找不着路,早都被拉下水了。我能“调教”你什么?有人将我唤做编辑老师,我感到别扭,我不太相信,当编辑的能指导人写作,写东西是个人的事,全靠自己的悟性,好的作品,编辑的“润色”,不过皮毛而已。此话或许说得有些过头,但确实是多年来的感受。编辑主要的素质,其实就是眼水,见识和发现。

《花溪》停办,是在我退休之后,对于一个在刊物忙活近二十年的“老鬼”,心头自然不好过。不过,以其为了生存,将其办成一个“时尚”性的刊物,违背其初衷,不如不办。当然,这不是我们能左右的,只要在职时,我等没白混,心里也就释然了。只是,没有了《花溪》,贵阳的青年作者失去了创作园地,这不得不说是一件憾事。但话又说回来,据说当今贵阳的青年作者,写诗写散文的居多,写小说的少之又少,一旦刊物办起来,又用什么去充实版面呢。

 

王剑平:当年《花溪》发过汪曾祺、史铁生等人的作品,您还到北京等地向铁凝他们组稿。整理旧杂志档案时,我看过当年发在《花溪》上的很多东西,诸多小说、诗歌,无论是思想性还是文本的实验性都很前沿,就是放在今天也不“过气”,比如史铁生的《午餐半小时》。这也让我想起得过诺奖的德国作家海因里希·伯尔,后来的评论家认为,这个作家之所以“过气”太早、不为人知,是因为他这类作家关注的往往是社会层面问题,一旦问题解决,他们几乎就淡出了文学。但《午餐半小时》这类作品现在也不“过气”,这个考验的是编辑的眼光和水平。据说《午餐半小时》,曾是当年一些刊物的退稿;铁凝发在《花溪》的小说也获得过全国短篇小说奖,作为老编辑,您当年怎么判断这类作品?

 

廖国松: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花溪》着实发表过在国内有一定影响的作品,包括你提到的史铁生的《午餐半小时》,可惜当时我还未调入《花溪》,只在编辑部隔壁的市作协打工,详情不甚清楚,《午餐半小时》是余未人,张永龙他们编发的。史铁生倒是见过。一九八二年,我去北京约稿,找到史铁生,记得当时他还住在雍和宫对面的一幢当街的旧屋,是不是还坐着轮椅记不得了。大概《花溪》因发表《午餐半小时》等作品受到过责难,唯恐新作又会给刊物带来新的麻烦,他对我的约稿不置可否。给我的感觉,史铁生是个极有个性的人,习性温和,骨子里却有一股子孤傲。

    说起那次约稿,还让我想起两段题外的趣事,是时我刚调进《花溪》,充其量算是个见习编辑吧。给我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到北京和上海约稿。为了提高刊物的质量和知名度,约稿的对象皆是国内有知名度的作家,名单和住址都是余未人他们拟定好的。到北京的第二天,我就去造访因小说《人到中年》而闻名的谌容。那时没手机,我又无对方的座机号码,只得硬着头皮找上门去。时逢中午,正是午餐或午睡时段,不便上门打搅。为了消磨时间,我只得在大街上闲逛,来来回回不知走了多少趟。北京的八月,烈日如火,烤得人大汗淋漓,口干舌燥,实在走不动了,乡下人进城似的,在沿街的一处石阶坐了下来。两小时后,总算在谌容家中喝到了一杯凉茶。谌容是四川人,得知我来自贵州,夸我的普通话说得好,还以为我是地道的北京人呢……

    第三天造访沈从文先生,如今已记不得确切的地址了,好像是一幢平常的单元楼。来到楼上沈老的家门口时,只见门上贴一纸条文,意思是沈老年迈多病,无力会客,谢绝采访云云。我在门前踟蹰了半天,伸出的手又缩了回来,最终还是下楼走了。看来,我这个见习编辑,约稿还是缺少点“韧性”。不过,那时采访沈老的人多,想必老人家招架不住,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我若唐突敲门,岂不是大无礼么?再说,就我这副模样,人家还以为是湘西的土匪上门来了……顺便提一下,那年头上门约稿,都是空手空脚,从不知要带点土特产什么的。

    找铁凝约稿是一九八三年的事,那次我是随彭钟岷去的,因老彭是《花溪》的副主编,约稿自然比我有分量。那时铁凝还住保定,只记得她家里摆设朴实而简洁,很有格调,交谈后,才知她父母都是搞艺术的,父亲是油画家,叫铁扬。铁凝当时不过二十四五,对两个来自边远地区的贵州人格外热情,没费多少口舌,很快就允诺了我们的稿约。末了,她还让我们欣赏她父亲的油画风景,这些画,给我的感觉,就是四个字:别具一格。

    回贵阳不久,铁凝寄来了她的短篇小说《六月的话题》,很快在《花溪》刊登出来。一九八四年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作为小说的责编,我不过动了一两处笔误而已,无须有多少判断力,此前,铁凝的《哦,香雪》已获过该奖,名噪一时。再说,与平时接触的自由来稿相比,铁文明显高出许多,哪个编辑看不出来?比不得余未人张永龙他们编发《午餐半小时》,是从自由来稿中挑出来的,发表这样的作品,在当时,除了判断力,还得有胆识。如今,三十六年过去,我已记不得《六月的话题》的具体内容了,当时的感受就是,与作者以往的小说相比,叙述的层面上,多了些机智和质感。如果这也算得上是判断力的话。哈哈。

    你说有些评论家认为,伯尔之所以“过气”太早,是因为其人关注的往往是社会层面问题,一旦问题解决,他们几乎就淡出了文学。我想,只要作品在当时能产生社会反响,即便“过气”,也值了。有几个人能领风骚三百年。

 

王剑平:做您的访谈,我有压力的另一个原因是,盆景、古董、武术、音乐、美术、书法、摄影,甚至打家具、做音响、刷油漆您都会,仅文学创作这一块,小说、散文、诗歌,包括古体诗您都有涉及。戴冰打趣说:别问他会什么,要问他不会什么。我见过有人从外地抱着古董请您鉴别,您一眼就能识穿;张永龙老师还专门和我谈过你的书法;工学院的美术老师、评论家邹欣,第一次看您的油画便赞不绝口;幺哥对您的一指禅“神功”佩服得五体投地,多次向我求证。我看您的小说《牛》,写一头牛顶死一只豹子,第二天又跑到老地方,再用牛角以同样的姿势死死抵往那块大岩石……再如还有一篇,我记不住名字,写一群画家安营扎寨,远远地画一个漂亮的小村子,画了几天,大家越沟、翻山进寨,发现这个小村子竟空无一人……这些小说构思简单,情节也不复杂,看后却让人无所适从,我读后有很强烈的“失重感”,其寓言性更是不言而喻。在我的阅读视野范围,您同龄段的作家几乎没这么写小说的,我也感慨,您若不是生在贵州,可能会有另一种结果。何光渝老师给我们《贵阳三十年文学读本》写序时也说:贵阳作家都很低调。您是怎么看你们这代作家的?以及地域对一个作家的影响?

 

廖国松:戴冰胡扯,他是在“颠兑”我,逗起闹的,别当真。我爱好多,读书也杂。但除了写东西,其他都是在玩,玩得深浅而已。好玩的东西多了,可以消除烦恼。至今我还在感叹,与戴明贤同居一个院子十多年,咋就没想过向他老兄学刻印的手艺呢,都去玩桩头弄音响去了,悔呵。好在我在玩某种东西同时,一定要找有关的书籍来读,求得些知识。当然,有时不免纸上谈兵,“麻”人的。说个笑话给你听,一次,单位宿舍抽水的泵坏了,找人来修,我临时找了本有关水泵的小册子,背得几个机器型号和零部件名称,便去与修水泵的师傅闲聊,现炒现卖,对方还以为碰上了“内行”,不敢随便抬价了。

    我写小说,完全是因为“无奈”,一九八二年之前,我弄诗,从未想过要写小说,因所在部门与《花溪》编辑部比邻,常与那里的人闲聊,摆谈中他们知我读过不少小说,还有点见地。那时《花溪》来稿堆积如山,编辑们看不过来,余未人便让我帮他们看初稿,见我推荐的稿子上刊率渐多,干脆就将我调到编辑部,堂而皇之做起了小说编辑。写诗的人做小说编辑无底气,尤其与小说作者谈论他们的稿子时,总会感觉对方的那种不信任的目光,于是,咬起牙关拼命,半个月熬出个名为《手术》的短篇。戴明贤读后,推荐给《山花》,竟然发了头条。至此,一发不可收拾,两三年间,弄了一二十个短篇,诗也不写了,在贵州诗歌界销声匿迹。

    我写的小说,大多取材于我在勘测队时的所见所闻。由于当时受现代派潮流影响,加之“文革”时,在几本一九六三年出版的《现代文艺译丛》中(此刊系内部刊物,也不知哪个从何处偷出来的),读过关于卡夫卡、贝克特等人的评论,而我本人从来喜欢“作怪”,便在故事中弄了些象征、隐喻、变形之类。有人说我写的小说几乎每篇都有荒诞成分,说句实在话,有的荒诞,我也不知要表达些什么,只觉有点意思,至于什么意思,自己也说不明白……可惜,作了多年的怪,也就只那点点能耐,小说格局小,缺少现实和历史的背景。不过就是陈旧的叙述,欧•享利式的结尾,加上一点“诡气”的故事而已。此类小敲小打的玩意,或许只能在圈子里“自娱自乐”,无论生在何处,我也不会有多少出息。

    你问我是如何看我们这一代作家的,这个问题太大,就我的这点水平,实在答不上来。就说说我们小说组这帮人吧,自身都是写小说的,本职工作做编辑,写东西只是业外的事。也不知是不是上辈子修来的福分,竟然将几个意气相投的人聚合在一起,尽管习性各异,但彼此相处,直来直去,从不“弯弯绕”。即便为什么事争得面红耳赤,不打紧,转眼没事。重要的是,为刊物着想,只论稿子不论人。就算你是名家,有失水准,也不能见刊。张永龙退了北京一位老作家的小说,对方非但不怨,反而写了封信给他,说你好……有一次,主编转来上级主管部门一位头头的文章,此人过去也是搞文学的,都是熟人,但因文章的内容与刊物的文学性质不甚相符,余未人还是将稿子退了回去。主编搔脑袋,说“恶人”只好由他来做了!有个仁兄,表弟是写小说的,当年因对初现苗头的“关系学”不满,曾对他怨言,说你我之中,将来有人能当上个编辑就好了。待他真的做了编辑,表弟从不来稿,他也不去约稿,都怕对方为难,装憨,书呆子呵。

    做小说编辑的,至少可以锤炼自身的业务素质,怕就怕在以个人的所好来判断他人的作品,好东西打脱了。客观地说,这些人都是当时市里的重点作者,我不敢说他们的作品如何了得,但都有自己的套路,张永龙的犀利、余未人的细腻、袁正谦的凝淡、和国正的雅俗,各有各的风貌。这个年龄段的人,其人生经历,都经受过生活的磨练,付诸笔墨,自然不会出现顾影自怜的伤感及浮华矫饰的气味。他们的作品,本质上都是现实主义,浸透出作者对历史和现实的关怀。

    由于长年生活在这个边远之地,作品自然会受地域影响,即便你不刻意去追求乡土色彩,其地域情结,也会从作品中透露出来的。有时我想,这种地域情结,会不会影响作者的视野,我也说不清,要不你去找和国正,听他养的画眉叫几声,看看能不能听出点名堂来?说我们贵阳市的作家低调,只要你不想高调,岂不就低调了?这几个人,除了编杂志写东西,都有各自的业余爱好,图的是自在。不太会将自己当回事,也不太在意什么“名声”“影响”之类,实在要说张扬,我“廖老伯”算是最“习冲”的了。

 

王剑平:我读过您写戴冰、杨骊的评论,和一些专业理论家比,您的评论也有对西方现代主义理论的阐释,但我更喜欢您这种带有个体体验性质的评论。最早听说您,是因为您的诗歌。老实说,我没好好读过您几首诗,这和我不敢写诗、读诗少有关。直到二O一五年,集中读您写于上世纪六十年代那批情诗,其意境的空灵自然、语言的干净利落、韵律的优雅从容,无不令我大为惊讶。那一批诗作,就是放现在也极好,当年诗歌界的“三廖一张”果然名不虚传。当下有种说法,文学以诗歌成就最大。我也有个私下看法,当下文学以诗歌最滥,特别是“梨花体”盛行以来,“口语化”很多成了“口水话”。作为诗人,您怎么看当下诗歌?

 

廖国松:除了戴冰和杨骊,我还写过有关何士光、唐亚平、谢挺、黄冰的文章,严格地说,称不上什么评论,也只是编稿后的一点心得。早年读书,特喜欢卢拉察尔斯基《论俄罗斯古典作家》中的那种“调调”。不过弄巧成拙,我误将这种“调调”当成是一种“架势”了。我有个毛病,有时有点华而不实,比如学打羽毛球,注重的是握拍,击球的姿势,一上场,先亮出“架势”,至于输赢与否,反倒是其次的了。将这种“架势”用到文章里来,难免有装腔作势之嫌。你们不是常常调侃我“弯酸做作”么,没错,是有一点点。

我是初中时学写诗的,直到一九五九年,才在《山花》发表第一组短诗。我写的诗,多为八行一首的田园小吟,诸如“鸭脚板拍碎塘面的薄冰,白水中沉下昏昏的日影”之类,看似清新,却没什么分量。大多发表于《山花》。责任编辑是沈耘和陈佩芸。那时的作者,极少称编辑为“老师”,皆称“同志”,有时干脆就直呼“老沈”(难怪后来有人叫我“老师”我就不自在)。沈、陈二位对我很严格,退稿是常有的事。我至今还保存着几封当年他们写给我的退稿信。

一九六二年,我在距青岩八公里的谷通寨当代课老师,某日,老沈大清早从贵阳赶来看我(其间还步行了八公里土路),说是来了解业余作者的近况。五十七年过去,还没忘记,摆谈中,他批评我当时在乡下写的诗,只是用文字来“写生”山乡即景,美是美了,缺乏内涵……那时困难时期刚过,老沈只喝了几杯白开水,饭也没吃上一口,便匆匆回城去了。往事如烟呵。

你提到的那十来首情诗,都是旧作,写于一九六四至一九六八年之间,那年头“阶级斗争为纲”,这样的东西,被视为“抽屉诗”,只能悄悄写给自己看,若流传出去,那是要惹事的。如今还有几个人喜欢,也当是对逝去青春的一种补偿吧。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跟着“朦胧诗”糊弄了一阵子,写小说之后很少写诗了。因此对诗歌界的状况不甚了解。有人说当下文学以诗歌的成就最大,或许有他的道理。说它“最滥”,“滥”就“滥”在现在写诗的人多。年轻人写点诗,总比他整天去追求“享乐主义”好嘛,一笑。重要的是,几十年来诗歌的发展,无论在表现手段和思想内涵上,都有新的开拓。有着更多的人格魅力和寻求艺术真谛的品格,这是过去我们那一代写诗的人很少出现过的。

口语入诗历来就有,郭沫若就狂叫过“我是一只天狗呀”之类。当代的口语诗,我看是从“朦胧诗”“蜕变”而来,从某种层面看,是不是对前者的一种“反省”。口语诗是随着社会的变革应运而生的,它直截了当,明白畅晓,接地气,无丝毫晦涩之感。其思维的方式,尤其是诗歌语言的运用上,都有新的探索(当年我对伊沙的《饿死诗人》叫好,还引起几个人的侧目,看来,我还不算太保守吧)。

好的口语诗,必定富有诗意,耐人寻味,引人联想,缺少这些因素,它就不叫诗,只能是一般的口水话而已。将一般的口语写出诗意来,那是需要功力的,比过去的抒情诗难写多了,不信你试试!现在所谓的“口水诗”,因其“媚俗化”倾向,随时代的变迁,终将会被人们忘却。如果说它还有一点价值的话,那就是在未来文学史家的笔下,当作历史上存在过的某种文学现象。

 

王剑平:近两年,您出了两个散文集,《时间的笔触》、《旧时人物》。前者写您学画的事,后者写身边人物。无论是写画画的经历还是身边人物,实际上,写的都是您经历的时代,写那个时代背景下的人,写他们不可左右的命运。读这两个散文集,和读您的小说不一样,我内心深感恐惧。您的散文与小说有着明显区别。我认为,不该功利性地给文学强加实用功效,文学就是个体内心的东西,其他意义且由阅读者赋予。有评论家认为:中国当下文学的意义,或许不在于审美,而在于启蒙人对生存环境的思考;也有评论家强调文学的社会担当,提倡“写实”现实主义。文学观点当无是非,结果看的只是作品本身,您的散文务实、小说务虚,这两个观点似乎都能靠上,您文学创作的出发点是什么?

 

廖国松:本来说好是来闲扯的,你的问题如何越来越“作古正经”了?尤其涉及理论问题,连我自己也不甚明白。老年怕用脑,累人。我不太习惯谈自己的作品,一来是它没多少分量,二来,“文章都是自家的好”,哈哈,玩自恋。

《旧时人物》系列散文,写于一九八九至二零零九年之间,断断续续写了十一年。换了别人,长篇都写出好几部了。那段时间,由于旧城改造,我曾居住过的几处老院旧屋,随着推土机的轰鸣,也荡然无存了。这些院落都有一二百年的历史,所居之旧人,多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平民百姓,在大时代的背景下,各有各的命运。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被人们遗忘,成为可有可无的历史。但他们毕竟在这个世界上生存过,而且还常常出现在我的梦中,也来到了我的笔下。可惜好些有意思的故事,由于笔拙,被我写成了街头巷尾的民间传闻。顺便说一点小事,我最初写《大姐》和《王进》时,已年近六十,对自己的创作能力心生疑虑,加之此前极少碰散文,缺少自信,于是动了个心思,在《花溪》上发表时,没用真名,用了个“老柏”的笔名,见刊不久,省作协那头来了个电话,询问这“老柏”何许人也?还以为发现了新人呢。这一下,劲头来了,这个系列方才继续下去。

这些文章都是纪实的,而文中所记的一些故人,多少都带得有几分悲剧色彩。我这把年纪,无心“煽情”,再具悲情的人物,行文语调反而平淡质朴。有时还来几句调侃,这样,或许能给文章增添点深度。《旧时人物》出版后,一些人喜欢,尤其是几个与我年岁相仿,与文学从不相干的老人,说他们还不只翻过一遍两遍。对此,我自然高兴。写东西的人,如果自己的作品能得到别人的“表扬”,星点儿兴奋都没有,我不太相信,至少,我还没“修炼”到这个地步。我怕的是,兴奋过头,忘乎所以,自己的脑梗又发了。

    我的小说与散文相比,前者故作怪诞,后者故作平实,有很大的反差,除了素材和内容的差异,多是表现手段上的求变,尝试一下不同的表现手法,能活跃大脑,何乐而不为呢。至于效果如何,只有让他人笑骂去了。

    我不明白你对我“恐惧”些什么,幺哥所说的“二指禅”,纯属误传,江湖把戏而已,当不得真。你是正儿八经习过武术的,练家子。若我二人切磋,怕你一出手,我手指拇就断了,还恐惧些什么?

    我也不赞成给文学强加实用功能,不过我想,在特定的历史阶段,这种“功能”还是必要的。抗战时期,日本飞机都飞到头顶来了,你还在屋子里玩“风花雪月”,岂不是找死么?有的人,宁可不当诗人也要扛抢上战场,我就喜欢田间当时写的那首口语诗:《假如我们不去打仗》,很激励人,前提是,它同时又是“诗性”的。

    内容再好的作品,如果缺乏审美价值,也是苍白的,深刻也是一种审美。写东西的人,只要你的作品无害于社会,写作本身,可以说也是一种担当。终究还是取决于作品对生活挖掘的深度。说到“启蒙”什么的,是不是将文学的功能说得过高了?提倡现实主义没有什么不好,问题是,我们真的理解现实主义了么?

    我真不知道我写东西的出发点是什么,不像外出写生,有时会为眼前的景物而冲动。写东西只是我生活中的一小部分,往往是:既然喜欢上了这个,总要写点什么,否则,这日子白过了。我文章的内容,多取材于自身的人生经历,和对生活的体验。其思想,意识,以及对生活的理解,自然会在作品中流露出来。我是个“形式主义”者,思索得更多的,反倒是作品的表现手段之类,要不得的。

 

王剑平:《时间的笔触》和《旧时人物》,作为生活化纪录,您以自己的无奈与宽容审视人性,文本事件同时兼具了很强的文史价值。散文不是个容易书写的文体,因外沿扩展的无限性,使其成了泛文体,加上互联网、自媒体、“朋友圈”和读者“市场”需求的推波助澜,与诗歌相比,散文之滥可谓有过之无不及,唯小说,大概因技术层面的要求,情况稍好。散文的同质化、庸俗化、非文学化,组合成了当下散文的“多元化”,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廖国松:《旧时人物》记载的大多是毫不经传的平民百姓,谈不上有多少文史价值。《时间的笔触》是写我学画油画的,其实,我画画就是一个字:玩。可一写进文章里,玩不出来了,“文以载道”嘛

我总认为,文学诸门类中,散文最难,闲适也好,凝重也好,皆与作者的学养见识有关,这或许只是我个人的理解。你又说当今的散文“滥”,我因蜗居在家,读得不多,我想,这个“滥”的一层意思,就是写散文的人多。散文本来就是中国人的传统文体,当今的小学生写作文,不也是从散文开始的吗?由于这种文体乍看取材广泛,行文自由,有点文墨的人都能弄上几则,又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写的人日益渐多,使其成了所谓的“泛文体”。我说句笑话,那数码相机也算是后现代的产物,一机在手,人人都可做摄影家,这有什么不好的呢?当然,随之而来的,也出现了不少同质化庸俗化之作,有人将其称之为“鸡汤”之类,这也是“滥”的另一层意思吧。过去我们说散文要“文散神不散”,这个“神”,无非是指文章内在的精神和文化品格,缺少了这个,只有沦为“鸡汤”了。多元化无可非议,随着时代的发展,优胜劣汰,散文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必将会出现新的语境和新的转型。

你的提问总算回答完了,我可以歇口气了。据说要拿去发表,我还可以露一次脸,对不起,这个“谢”字我说不出来,我已年近八十,头昏眼花,加之又要求笔谈,我一年来少摸电脑,五笔都生疏了,好些简单的字都打不出来,折磨人呵。

  廖国松:笔名梅翁、老柏。1940年生,贵州省江口县人。中国作协会员、贵州省美协会员,前《花溪》文学月刊副主编。中学时代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出版过诗集《彩色的波》,小说集《廖国松小说选》,散文集《时间的笔触》《旧时人物》等。


  王剑平:中国作协会员、贵州省作协理事、贵州省文史馆特聘研究员。著有《城市形状——王剑平中短篇小说集》,长篇小说《黔中护宝记》《人间烟火——德国之声文学大奖优秀作品文集》(中德文对译本),散文集《荒谬的眼睛》等。获德国之声国际文学大奖最高奖,应邀出席法兰克福国际图书博览会小说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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