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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23 11:23| 发布者: 魏荣钊| 查看: 1000| 评论: 0|原作者: 何文

摘要: 一 页——与杨胜利大姐交往点滴何 文年初,接到省文联老干处《翰墨春秋》一书编辑电话,约我写一篇关于自己的文章,当时我刚结束摩洛哥旅程正奔直布罗陀海峡准备前往西班牙,没加考虑便婉拒了约稿,不光是我退休后便 ...

一  页

——与杨胜利大姐交往点滴

何  文


年初,接到省文联老干处《翰墨春秋》一书编辑电话,约我写一篇关于自己的文章,当时我刚结束摩洛哥旅程正奔布罗陀海峡准备前往西班牙,没加考虑便婉拒了约稿,不光是我退休后便没动笔,更因为我觉得自己平平凡凡实在没有什么好写的,可是编辑仍揪住不放,不写自己写写熟悉的同事也行呵,几十年里没有你印象深刻的人?这倒让我一时语塞。那时车到码头,海面上风急浪高,接通知由于暴雨即将来袭,海峡全面停航,我被困海滨城市丹吉尔。当晚狂风暴雨,酒店窗玻璃噼里啪啦响,我孤零零坐在桌前,又想起编辑的话,想起往岁中机关里那些熟悉的面孔,一个个晃动着,时而模糊时而清晰,最终,在这异国他乡的风雨之夜,杨胜利大姐走到我跟前。

杨胜利是我好友杨越华女士的胞姐,还是在知青队时,就听她说起过大姐,知道她原先在黔南州歌舞团任舞蹈演员后又在黔东南州文化局工作,喜欢文学,已在报刊上发表作品。

初次见到大姐,是我到文联参加工作后,当时她刚借调至《山花》前身《贵州文艺》编辑部,我们在文联二层老楼走廊上遇见,那时的大姐扎着两根粗辫子,真正称得上是素颜女神。因为杨越华的缘故,我们多聊了几句,聊的什么记不得了,不过这次见面给我留下很好印象,所以后来她结婚时,我很乐意把机关里老同志们送她的大盆小盘之类的物品用单车驮了去。再以后,她正式调入《山花》我们常碰面,但每次都是点点头打个招呼,我忙着楼上楼下给各个办公室送报纸杂志信件,她也很忙,组稿编稿的同时,不断有作品发表,后来更是成为全省第一个创作电视剧的作家之一老实说,我很羡慕她,同时我更不安心在办公室打杂,我也有文学梦想。后来当她由《山花》调入作协任副秘书长时,我想进入作协的意愿更为强烈。为此我数次找过杨越华,末了她说已给大姐说过,可是大姐不置可否。她叫我直接找大姐,并叮嘱我不要穿喇叭裤。那时很潮的我可不想为此改变自己的款式,非常张扬地拖着我绿色扫地喇叭裤去了作协。她的办公室有很多人,总是有很多人。我便试着在外面“碰”她,可每次她顶多停留几秒钟,匆匆的步履所透出的陌生感,让我打消了念头。

我们真正走近是在1986年一起去纳雍县扶贫期间。

可是开头看似更为遥远,她作为处级干部兼省文联工作队领队,在县委宣传部任副部长,而我则被分配到距县城数十公里的马骔嶺乡。那是一个山高谷深的乡镇,和外界的联系就是一条弯曲狭窄的黄泥路,和时有时无的广播及乡政府一架手摇电话。我当过知青,见过贫瘠,可马骔嶺让我心颤的是由贫瘠滋生出的绝望,看着部分干部和乡民成日纠缠于包谷酒后颠二倒三的醉态,我觉得扶贫应该先从精粹脱贫入手,我冒出了建立文化站的想法。那会儿大姐常往乡下跑,趁着她来调研,我向她谈起自己的打算。当时我们蹲在光线昏暗的乡政府食堂里,我拿起筷子挥开嗡嗡乱飞的苍蝇,然后当当在碗敲了两下,又在腋下揩一揩,正要吃饭又停住,感觉到她奇异的目光,问怎么了?大姐笑着点头,要我继续往下说。我汇报完自己的想法,大姐非常赞同,认为这是找到了文联扶贫的钥匙。当日雨大,她留宿乡政府,次日一早越往区里,搭乘班车至水城滥坝站,再改乘火车回贵阳,于第三日抵单位,争取到领导支持,筹得一定资金,买了吉他,羽毛球和一台黑白电视机,连同收集到的一批书籍送乡政府。文化站成立那天,她邀请了文联作协及县里有关领导和人士前来祝贺,并亲自为乡干部和群众上了第一堂课。她讲得朴实生动,弥漫着叶子烟味的屋里满是欢声笑语。看着挤满窗口的孩童面孔,我相认这些未来的主人定会记住这一天的。送别大姐时我们握了手,我是真心实意感谢她,没有她,文化站只能是设想,而她也说重新认识了我,还特意学我敲两下碗又在腋下揩筷子的动作。我也跟着笑,忽然感觉远去的车灯没有消失在弯曲的山路上,而是走进我心里。

这以后大姐时不时抽空来乡里一躺,有一次我去寨子里错过了与她见面,她留下一盒点心托乡干部转给我,当晚乡干部咀嚼着点心,面对脱下满是泥浆水胶鞋的我说,你好有福气哦,有这么体贴又漂亮的领导。一句话,又重燃起我去作协的梦想。让我欣慰的是,即将结束扶贫工作时,从大姐方传来信息,她基本同意我调入作协。然而这时发生的一件事,则差点让我“阴沟翻船”。

记得是入冬以来雾最浓的一天,一早有村民向我反映,乡政府某领导把年终救济粮全分给了自己的家族,是半夜里趁着大雾扛进寨子里的。我认真作了记录,并前往寨子作核实,刚返回,这位领导便闯进我住处,张嘴就问是哪个狗日的想诬陷他?我告诉他,已经核实,所反映情况与事实有出入。他却只关心是谁向我反映情况,并向我索要笔记本,他知道我有记录的习惯。我当然不会给他,我没说我担心他报复村民。这位领导却怀疑我要凭此材料整他。我作了无数解释后他悻悻离去。我还以为此事就算过去了,尽管有人提醒我防其在年底借我单位来政审时搞手脚,我并没当回事,还想着对方不至于如此胡来。谁料年终单位来人搞政审,这位乡领导果然对我下了黑手,面对文联人事干部把我说得一塌糊涂。好在当时大姐也在场,好在她知道我的表现,是她制止了此人的为所欲为,在向我了解了真相后,她向区领导反映了情况,后由区领导出面主持了我的政审,我才得以脱离险境。但毕竟此事对我造成一定损害,回到单位后,我何去何从,有关领导一直举棋不定。又是大姐出面疏通了各个方面,她一再表示坚信自己不会看错人。就这样,从1977到1987,经过漫长的十年时间,我终于走进作家协会。

说实话,我从内心感激大姐,我也曾认为我们会一步不离干工作。可是人心真的是永远无法满足,在我连续发表作品后,我有了更高的追求,我想去北京鲁迅文学院深造,那里号称是中国文坛的“黄埔军校”,省内许多知名作家都去学习过。1994年我向已升为作协秘书长的胜利大姐提出去学习要求。我已习惯她把茶杯盖滴嗒一声盖住杯子,说,好!可我熟悉的滴嗒声没有响起,她甚至没有说话,这着实让我抓不着头绪,我就想是不是自己的要求不合时宜,当时作协事多人少。可是我觉得自己学习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作协,于是坚持找大姐。可她还是不表态,我又想会不会是因为她是主旋律作家,不喜欢我的另类写作,抑或想安排别的人去?我这边胡乱猜测,她那边仍是默不作声,我心里七上八下,眼看报名日期临近,我急啊,在同去都匀出差的火车上,我磨破嘴皮,她沉默照旧。那时去都匀的火车是慢车,咣咣当当,每一个小站都要停靠,我心烦气躁,她却是靠着椅背微闭了双目。我实在忍受不住,跑去车厢连接处抽烟,还和上下车的旅客吵了一架。瞟一眼车厢内的大姐,依然淡定养神,这让我非常失望。而在接下来的与都匀作者对话会上,有人提出想去鲁院学习,大姐认认真真作着笔记神情让我彻底心凉,那一刻我决定放弃,安安心心跟着她工作。真的,我已能心平气和地跟与会者进行交流。散会后,大姐留下我,我已作好被拒绝的准备,她却滴嗒一声盖住茶杯盖,看着我,笑说,你去鲁院吧。这一下发呆的轮到我了,等缓过劲来,千言万语——却被大姐一挥手盖了回去,她不耐烦听客套话,说一句:好好学习好好写作。便转过身,我想追上去问,如此摔摆我是不是对我的考验?门已关上。

这年秋天我去了北京,半年的学习让我获益匪浅,在次年辞别鲁院返回故里的火车上,我想起大姐,很想见到半年来一直杳无音信的大姐,我想劝她也来鲁院学习,她可不该从来不提这方面的要求。我希望火车开快点再快点,那时我怎么知道大姐已经离开作协了呢——。

丹吉尔的风雨似已小了许多,我离开桌子想走一走,绕开行李箱后猛又停住,诧异屋里灯光下只有我的身影,环顾左右,寻我记忆中的大姐。

自从她调任省文联副秘书长后,我们不再有单独见面的机会,每次机关搞活动,比如歌咏比赛、植树啦,都是隔着人群远远地相互点点头。我知道她事情多,秘书长位置就一大摊,加上她又担任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工会主席,各种活动,各项工作评比,各种总结、报告都出自她手,我还听说,她已被省委直属机关工委连续五届评为优秀党务工作者,我为她高兴的同时,也为她放弃了自己的创作而惋惜。那时我几乎认定日子就这样过下去了。谁曾想到,大姐在经过机关党委、工会,又兼主持了音协、舞协等部门工作的十几年后,竟然再次敲开作协大门。

那天我欣赏完瑞典音乐家室内四重奏从九楼会议室下来,斜靠在沙发上抽烟,隔壁办公室人声鼎沸,正商议着文学院成立事宜。门开处,我略带惊讶地注视着走进屋的大姐,隐略感觉到已是副巡视员的她决不是路过进来看看,我一时不知道该怎么面对熟悉又陌生的她,干巴巴地表示就我一人,新来的几个年青人出去了。大姐打开窗子让烟雾散去,顺手收拾一下桌上散乱的纸张和书籍,然后拉把椅子在我对面坐下,告诉我,由于工作需要,文联领导已决定安排她回作协主持工作。说真的,我第一反映是头脑空白,随之而来的是五味杂陈,再后来我提醒自己要冷静,已经时过境迁,她不是当年“文学热”时呼风唤雨的领导,而我也成了一个习惯被边缘化的懒散之人,得过且过。我淡淡地向大姐表示,现在的作协和她走时大不一样了,文学界很是沉寂。大姐却说她已对省内文学现状作过了解,表面沉寂,实则潜藏着一大批优秀中青年作家,可惜是单打独斗,她认为贵州文学要结束散兵游勇的现状,作协是关键,这正是她即将开展工作的方向。我把“思路清晰”这句话吞进肚里。大姐说她不喜欢我无所谓似地耸耸肩的模样,她叫我不要笑,她以后要多靠我的支持。我竭力掩饰自己的些微激动,“耶”的一声,嘻皮笑脸,说想不到我俨然成了老作协。大姐还表示今后要把我往一线推。我连说打住打住,搞错不得,还有人会相信我?真的蛮新鲜哦。大姐不再听我鬼扯,她还有事,临走撂下一句:她信任我。那天我强迫自己不去多想,努力要自己相信,过几日遇到困难,大姐就会忘记说过的话。

大姐很快搬来作协。紧接着就告诉我,她要筹备召开全省青年作家创作会,我低着头默默听着她说,还要邀请名家来黔举办一系列讲座。在她说起将组织评论家写文章在北京《文艺报》上评介贵州作家时,我不由抬起头来看她,当她表示还要抓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举办改稿班,并将好稿子送交北京《民族文学》刊发时,我一阵咂嘴,提醒她作协经费有限,一年才几万块。大姐说她想办法,当即坐下打报告,根本不听什么“谈何容易”之类的劝,我顿觉眼前的大姐远比过去更为强势,甚至有点倔,一时担心她完不成任务怎么收场?那段时间我抱紧双臂瞟着台历,琢磨着等她从北京中国作协,从省委宣传部和省民委失意而归时怎么安慰她。当她经过多方努力,最终成功完成了所有既定目标后,我的确惊诧不已。更让我目瞪口呆的是,为了扩大贵州文学界在全国的知名度,她要协助有关领导,说服中国作协领导,将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颁奖仪式放到贵州举行。而这件过去想都不敢想,近乎天方夜谭的事,竟然也如愿以偿。眼看中国作协领导、评委、获奖作家、各省嘉宾,中央和地方大小新闻媒体百余人齐聚贵阳,我对大姐真是深感敬佩,似乎没有什么事能难住她,从此我督促自己要尽快适应她带给作协的勃勃生机。

可是当她对我谈起,准备编一套《新世纪贵州青年作家》丛书时,我由赞成变为惶恐,因为她打算把这套分为小说、散文、诗歌三卷本丛书交由我编辑完成,包括作者人选、组稿及撰写后记。我习惯性地哼难叫苦,表示无法完成,真的,我说连我有时都觉得自己玩世不恭,且我行我素,甚至有点荒唐,哪堪重任。大姐不否认听说过一些对我的负面议论,但她认定吊儿郎当只是我的外表,其实我是一个有着严肃内心的人,从当初建立文化站就看出来了。噫,我说原来我还有严肃的一面?好神奇,我——大姐犀利的目光压灭我的哼哼叽叽,她不再商量,而是命令。我回到家里,仔细琢磨自己,的的确确,如果真有事压在我肩上,这会唤起我的责任感,可以说,正是大姐的这份信任点燃了我的工作热情,于是我根据近几年贵州文学创作实际,认认真真阅读作品后,拟了一份近百人的作家名单和作品目录送交大姐,她仔仔细细审阅并聆听我的汇报后,朝我一笑,说,很好!

以后好长段时间,看着立在桌上的三卷本“丛书”,我都会有一种重获新生的感觉。

可是这种感觉又导致了我的飘飘然,处处想显示自己的重要性,作协什么事我都要叽哩呱啦一番,大姐越让我,我越是得寸进尺。在组织作家去建设中的厦蓉高速公路采风时,我得知同行的摄影家们不仅去已具雏形的大桥,还要去散落于高山及湍急河流边的苗寨和侗寨。我很心动,当众提议跟摄影人去看看,大姐却是坚决不同意,一句话,我们不是来看风光的。我很不舒服,觉得当着大家扫了面子,便鼓动把作家队伍分为两半,愿意进寨子的跟我走。这下可触碰到了大姐底线,二话不说,指一指贵阳方向命我离开。我立马哑雀,磨蹭了半响后,乖乖跟着大姐带领我们的队伍深入雄奇险峻的群山中,那是夏季,山里忽雨忽晴,蚊叮虫咬,我们硬是扛着,进隧道,钻工棚,和一线工人师傅面对面交流。结束采风后,我和大姐拿着整版刊载了我们采风文章的《贵州日报》去向分管领导汇报,其间我外出倒水,以为她会背后批评我,没料想却是表扬我对她的支持,这不能不让我感动。

此后我要求自己完全自觉地配合大姐工作,我也常对作协年青人说,秘书长对工作要求极其严格,容不得有丝毫懈怠。可是偏有人不听。那次在印江县召开全省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研讨会,大姐安排作协工作人员作记录,并强调报社次日等着这份记录。但散会后,工作人员一拍脑门,嘻笑着表示忘了作记录。当时连我都呆了,还没来得及说话,大姐已是火冒三丈,我从没见她发这么大火,简直是怒不可遏,猛批这种不负责任的工作态度,她不听我劝,什么血压上压,全然不顾。眼见工作人员扭头回避她的目光,索性绕到他面前,抵拢了继续猛批,直到那人深埋下头愧疚不已,大姐方停住。猛然回身,命我取来纸笔,她硬是凭记忆补记下大家的发言。笔一扔,说饿了。拉着我们一起去餐厅,可是早过了就餐时间,我们只得去冷清的街上吃了碗面,放下碗后,不见了大姐,一问,方知她已付了账先走了。这就是她,威严中又透着一股豪气。

的确,我一直以为大姐身上有着男人的豪气,连她双手斜插在风衣口袋里大步流星的走姿也透着一股男子潇洒劲,我可以在完成工作后和她随意大呼小叫,真的,她的嗓门不比我低。说实话,尽管我称她为大姐,仅管她美丽依旧,但我得承认,我是把她当哥们看的,一个坚毅、果敢又简单的铁哥们。在和西南几省区作家一起从广西去越南考察时,大家也为她的豪气所感染,一起唱歌,气氛十分融洽。当晚轮船进入公海,我们看完演出穿过甲板,时逢皓月当空,风平浪静的海面上泛着银光,正是这般月海相恋的美景留住了大家的脚步,谁都不愿回到舱房里。我想起杜拉斯《情人》中女主角乘船离开越南时的情形,船过印度洋的晚上,面对月光,面对船上肖邦的乐曲,她首次体验到爱。我不知道有谁会想起杜拉斯,甲板上短暂的沉寂过后,是一片喧闹,有人提议去酒吧喝酒,得到大家响应。这时偏不见大姐,我左右张望,看见她背对我们伫立甲板另一头,真是稳得起呵,我大步上前,嗓门和手正待一同表现——猛然停住,月光下的大姐眼里噙满泪花,我万分惊讶,正不知所措,霎时她已恢复常态,笑盈盈面对围上来的所有人,爽快地一伸手,和大家一同前往酒吧。灯光闪烁下的她依旧谈笑风生,我却笑不出,我看到的是孤寂的大姐,哪怕事业有成,家庭美满,内心深处却始终在流浪,果真如此?我不敢问,悄然返回甲板,边问自己,你找到归宿了吗?

当我再次独对大姐时,我变得谨慎起来,不敢有丝毫放肆,小心翼翼地连自己都觉得别扭,末了还是她含笑地一拍我手背说,一如既往。这句话让我释然。接下来我们的合作日臻完善,她宏观规划,我具体操作,她说贵州地处边远,贵州作家视野不够开阔,我就提出到外走走。她说东北文学资源丰富,我便组织作家随她赴东三省与当地作家开展“大山与黑土地对话”的交流活动。我们不仅让西北、内蒙留下我们贵州作家足迹,也一起接待了来自北京、广东、山东和福建等地的作家团。她还有更多打算,要建成一流作协,快乐作协,她要求工作人员不能只为作家端茶倒水,要多读书,能和作家交流对话,让作协成为真正的作家之家。那段日子是我在作协最愉快的时光,唯一让人揪心的就是时间,纵然你有千般不舍、万般眷恋,它统统不管,无情地、精准地一步步向前迈进,一晃数月过去,一晃数年过去,终于走到大姐退休的节点上,我们的合作戛然而止。

办理完手续那天,大姐来办公室道别,风采依旧,没有丝毫伤感。我却是强作欢笑。说好了不要送的,我还是忍不住送她出门,短短的走廊我们走了很长时间,长得足以让我看见文联二层旧楼的走廊,看见崇山峻岭中的马骔嶺,看见县城里雨后的街巷,看见月下的海船,终于还是到了电梯口,电梯门关闭的一刹那,我感到一个时代的结束。

丹吉尔的风雨完全停息,云层破处显现的月光洒在窗台上,我庆幸自己次日可以前往西班牙了,忽然留恋丹吉尔,留恋卡萨布兰卡,留恋整个摩洛哥,留恋过往的每一页,一时心有所动,如我记录下在丹吉尔的所思所想,送于《翰墨春秋》岂不很好?

最终我提起了笔。


 

 

何文:生于北京,1987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中短篇小说集《走过四季》、《无限甜咸》,长篇小说《谁为谁停留》。获第二届、第三届贵州省政府文艺奖、第三届乌江文学奖、第二届贵州省专业文艺奖。曾在北京鲁迅文学院学习。系贵州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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