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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文学自觉时代的诗歌写作

2018-6-20 14:32| 发布者: 魏荣钊| 查看: 308| 评论: 0|原作者: 喻子涵

摘要: 文学新的自觉时代的诗歌写作——在“第三届贵州诗歌节·百年新诗再出发论坛”上的发言

新的文学自觉时代的诗歌写作

——在“第三届贵州诗歌节·百年新诗再出发论坛”上的发言


喻子涵


按官方或学者、大众媒体的通常说法,我们正处在一个社会大转型、文化大转型的伟大时期,在这个对作家而言十分幸运的时期,中国新文学跌跌撞撞已走过一百年,进入到一个新的“自觉时代”。所谓“自觉”,是指文学自身觉悟到独立的存在价值,觉悟到文学对其他文化艺术的辐射影响作用,觉悟到文学的危机及其反应机制的建立。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自觉的生成背景,大致有六:一是文学的部分功能让位于大众文化,这恰恰减轻了文学的重负,释放出文学本体的能量。二是在技术为王、利益追逐的语境下,文学以沉重之轻正好获得自由书写的广阔空间。三是文学的边界逐步打开,充分汲取各种文化艺术知识的养份,形成了自魏晋、五四以来的新一轮纷繁浩大的文学创体大潮。四是在图像时代、娱乐时代、消费时代、媒介至上的信息化时代,文化消费形成一种“泛文学”的艺术型消费方式,文学自由穿梭于各种艺术之间,成为所有艺术中最活跃的成份。五是作家解下盔甲、撕掉面具、洗去神圣、复原本性,使其创作获得身轻如燕的快感和精神理想的自由表达。六是数字化技术快速发展,文学的生产方式、传播方式和接受方式发生了巨大变革,文学创作与发表空前自由。由此,文学创作的新的“自觉时代”完全到来,这是中国百年新文学难逢其时的最佳时期。

这个文学自觉时代,诗人如何自觉,诗歌如何自觉?这是诗人和评论家、宣传家们一直关注的重要问题。而诗人们通常认为,在这个文学的自觉时代,诗人写什么、怎么写,是诗人的权利,是文学内部的事,诗歌不需要什么力量来推动创作,也不希望有什么力量来阻挠创作;而评论家们、宣传家们,甚至包括一些政治家们则认为,恰恰有了这样的权利,诗人们放纵了自己,放松了自己,放低了自己,这也就等于放弃了自己写好诗的权利。如此而来,写诗就成了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什么是好诗也成为众说纷纭、争论不休的焦点,并且在各种会议上、文件上、文章上,老是教训诗人应该写什么诗、怎么写诗,诗人应该成为什么样的诗人;而诗人内部也纷争四起,互相质疑,相互消耗,甚至失去自信、失去方向。当今文坛的这种众生喧哗景观,尤其是新诗实践花费百多年时间尚未得以定性和普遍认同,尚未形成“自足的或稳定的美学传统”(李云雷语),这实在耐人寻思,在古代少见,西方也少见。

然而,在这个文学自觉的时代,诗人到底如何自觉、诗歌到底如何自觉?或者说,百年新诗再出发,我们拿什么出发?我们有哪些准备?作为诗人本身,这个命题真的需要认真对待和思考。我想,有四个方面值得重视:第一,诗人的主体性自觉。这涉及到诗歌理念、创作原则、主题选择、情感取向、美学追求、创作个性等系列问题。在这些方面,诗人如果发挥主体性作用,就会具备高度自觉的把控能力,自觉接受、吸收、运用西方现代诗传统和中国民族化、大众化传统,就能自觉掌握诗歌创作的规律,提高审美创造能力。当然,诗人主体性的确立,首先在于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在于人的自身价值的认识和肯定,尤其是人的个性人格观念如果没有形成,就谈不上主体性自觉,文学的自觉也就没有保障。诗人主体性如果得以确立,对社会的价值判断和文化的批判能力就会增强,诗歌创作的专业精神就会强大,对诗歌语言就有着超敏感转换,诗歌的创造性就有着极限发挥,诗歌创作就有着思维的自觉和全新的个性,诗歌理想就有着执著的追求,诗歌作品就会形成成熟的、稳定的、独特的风格。如果主体性缺失,诗歌就会沦为平庸的一代。

第二,诗歌文本的自觉。包括诗歌体式的自觉、书写内容的自觉,诗性精神的自觉、语言意识的自觉等。当然,文学自觉时代的诗歌写作,其核心问题是思想问题和语言的问题。这是诗歌写作的关键。思想问题,如人之精神和品格;语言问题,如人之神态和气质。至于诗性和内容,如人的骨骼和血肉;而体式问题,只如人的衣冠与外形,那是可依据内在条件进行自由创造的。从中国新诗的产生与发展来看,自由诗与散文诗,长诗与短诗,题材与角度,结构与语言,风格与手法,均不必拘于一律。一百年前的新诗实践,无论是现实的、浪漫的、现代的,还是自由的、散体的、现代格律的,均成为白话新诗文本探索与建立的重要手段,它们共同完成中国新诗从旧体到新体的文本改造,其功莫大焉!至于上世纪60年代余光中先生说了几句散文诗的坏话,新世纪以后季羡林先生说了几句新诗的坏话,以及当代部分评论家、宣传家先是说现代诗的坏话,后来说政治诗的坏话,再说朦胧诗的坏话,又说口语诗的坏话,等等,作为成熟的诗人,对这些话都是大可不必灰心而记恨的。当然也应该冷静思考,人家既然在说,一定有理有据,诗人们应关起门来自查自省,从思想、诗性、语言等方面,苦下功夫,自改自新。

第三,时代精神承担的自觉。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从清代王国维开始已讨论一百多年了,而且后来不管什么倾向的人都在这样说,说明它是一个公理。现在有些诗老是脱不掉农耕时代的文化情趣、古典意象和士人生活想象,比如归隐耕读、闺情别怨、松竹梅兰、田园牧歌等等。大家都知道,诗歌创作要追求“陌生化”,追求新鲜感,那诗人就要保持对时代的敏感反应,敢于面对现实的复杂、多变与尖锐,主动追赶时代而不是让时代呼唤诗人。时代精神是多元的,其特征是鲜活的当下关怀,其核心是猛烈的除故革新。现代诗歌要有一种在场感、鲜活感、力量感、命运感,要有审思性和批判性,准确把握当下的社会情绪,突出现代审美特征。因此,诗歌疗救心灵也好,怡情悦性也好,生命体验也好,生存打量也好,现实批判也好,终极关怀也好,甚至自娱自乐或者后现代狂欢也好,在这个文学自觉时代,诗歌写作总要有一种关注时代的姿态和行为,使其消除违和感,展现诗歌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而且这种姿态和行为是情不自禁、心甘情愿、开放自由、自始而终的。

第四,传播方式的自觉。也就是要打破传统书籍、报刊经典传播的神圣窄门,充分利用影视平台、网络媒介、手机终端、会展空间、音乐沙龙、景观场所、校园环境等载体,使之自觉成为当代诗歌的创作与发布平台。新世纪以来,文学边缘化既成事实,尽管语言媒介仍然富于魅力,但现代传播霸主已不再是书本;尽管诗歌创作活动仍然频繁,但只有依赖于多媒介新平台才能让人们产生更多关注。当然,诗歌也有不为取悦大众、不唯大众传播而写作的;并且,大多诗人不靠稿费生存仍然从事诗歌写作。但是诗歌不能随诗人的离世而带进坟墓,诗歌的生命力还得依赖传播得以长存。因此,诗歌不要轻视多样性传播平台,而要随着媒介的变革而不断创新发展;当然也要防止因创作环境宽松、发表门槛降低而使一些非诗因素破坏诗歌创作的环境和声誉。再从传播的受众来说,已经形成了“诗人就是读者,读者就是诗人”的盛大景观。这恰恰也是文学自觉时代的诗歌常态。因此,社会上关于“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多”这一判断是错误的。实际上,欣赏诗歌是需要诗歌修养、知识素养和理解能力的,有了这种能力的读者,他自然也是具备诗歌写作能力的。所有诗人也都是从读者到诗人的。即使有不写诗的人,也是能阅读和欣赏诗歌的第二诗人。因此,在这个文学的自觉时代,诗人就是读者,读者就是诗人,而全民读诗是不正常的。当然,随着诗歌的普及和多功能的发挥,诗人与读者这种互动效果的诗歌景观,自然会像诗经时代、唐诗时代那样扩大于社会各阶层。

最后要说的是,一些有利于诗歌发展的话是应该坚持的。比如,人类情怀、现代意识、终极价值。我们须知,诗的最高境界是超越一切功利、是非和道德的判断,从而抵达自由的人心、光辉的人性和审美的圣殿。因此,人类情怀、现代意识、终极价值是产生好诗与大诗的基础。在这里,愿我们树立人类意识,胸怀诗歌理想,在新的一百年写下真正的好诗和大诗!

     喻子涵:男,土家族,诗人,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贵州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现供职于贵州民族大学文学院,为贵州民族大学教授、研究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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