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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贵州长诗的地域文化形象重建

2018-3-22 11:55| 发布者: 魏荣钊| 查看: 511| 评论: 0|原作者: 喻子涵|来自: 作协创研部

摘要: 长诗有两种,一种是叙事长诗,一种是抒情长诗。叙事长诗诞生于口述文学时代,历史上,古希腊出现的《荷马史诗》,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出现的《格萨尔王传》《江格尔》《玛纳斯》,都是经典;近年在贵州麻山地区发现的苗 ...

长诗有两种,一种是叙事长诗,一种是抒情长诗。叙事长诗诞生于口述文学时代,历史上,古希腊出现的《荷马史诗》,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出现的《格萨尔王传》《江格尔》《玛纳斯》,都是经典;近年在贵州麻山地区发现的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是中国现存的又一部活态叙事长诗。西方叙事长诗比较繁荣,尤其是叙事性史诗持续到19世纪末才逐渐被长篇小说替代。中国叙事长诗尽管不发达,但到了现当代,在工农兵文学中还时有出现,并有所发展。

抒情长诗诞生稍晚,在文字产生后才陆续出现。屈原的《离骚》是中国古代抒情长诗的杰作。20世纪的西方抒情长诗在欧美新诗运动的影响下,出现过卡尔·施皮特勒的《奥林匹斯山的春天》(1905)、瓦雷里的《年轻的命运女神》(1917)、里尔克的《杜伊诺哀歌》(1922)、圣-琼·佩斯的《远征》(1922)、艾略特的《荒原》(1921)和《四首四重奏》(1943)、埃利蒂斯的《英雄挽歌》(1945)、聂鲁达的《马丘比丘群山》(1945),塞菲里斯的《航海日志》(1955)、帕斯的《太阳石》(1957)等世界级精品,大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20世纪的苏联和中国,抒情长诗发展为政治抒情长诗。直到20世纪末期,多元主题的抒情长诗才开始出现。

我们今天讨论的贵州20部长诗,属于抒情性长诗,但又与过去的政治抒情长诗略有区别。这是一种进步。在结构形式上20部长诗基本属于组诗式长诗。一体式长诗不好驾驭,按诗人温东华的说法,“抒情长诗是生命能量的体现,是生命能量转化的结果”(温东华《论抒情长诗》,一篇数百上千甚至数千行的一体式长诗,耗费诗人的心力是相当大的。当然,组诗式长诗也很不容易。

读罢这套长诗,我这里要谈的是“新时代贵州长诗的地域文化形象重建”话题,以求教于各位尊长和老师,并与各位诗友分享和交流。

下面我首先界定两个概念:一是“地域文化”;二是“地域文化形象”。

所谓“地域文化”,是指人们在某个空间长期生存生活所创造的与地理环境息息相关并独具特色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而“地域文化形象”,是指一个地方富有地域民族特征的山水人文系统、历史文化传统和充满灵性个性的人物及其语言、观念、信仰、行为、习惯所构成的整体性文化风貌。“地域文化形象”建构和表现的方式多种多样,有小说和戏剧影视的,也有诗歌、散文的,还有音乐、说唱、绘画、摄影等其他艺术形式。就诗歌中的“地域文化形象”来说,一是指诗歌作品本身通过抒写对象和意境意象所呈现的具有鲜明地域文化色彩的文学形象,二是抒情主体在诗歌作品中呈现的具有地域文化特质和精神气质的审美自我形象。

本文一方面对新时期以来贵州长诗创作四十年进行简要回溯,并探寻长诗在地域文化形象建构方面的传统与经验;另一方面,分析新时代伊始以“乡愁贵州”为主题的二十部长诗集重建地域文化形象的基本特点和当代价值。

一、贵州长诗的地域文化形象建构回溯

贵州长诗的地域文化形象建构是自觉而明显的,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伤痕长诗”,八十年代的“高原长诗”,九十年代至新世纪的“历史长诗”,再到近年的“转型跨越长诗”“民族文化长诗”,以及一部分个人化写作的长诗作品,无论是从抒写对象、意境意象,还是从抒情主体的自我形象等方面,贵州长诗随着时代节拍建构了一系列鲜明的“地域文化形象”。

李发模创作于1978年、发表于1979年第2 期《诗刊》的长篇叙事诗《呼声》,是新时期贵州长诗的开山之作,也是贵州诗歌进入全国视野的标志性作品。《呼声》中的人物形象,是一个聪明可爱、有追求和希冀的青春少女形象,但同时又是身处“文革”逆境饱遭摧残而孤独、哀怨直至被侮辱、毁灭的女知青形象。《呼声》中的抒情主体形象,是一个代表一代人内心苦痛悲愤、呼唤破除“血统论”的“呐喊者”形象。因此,《呼声》是一部刻凿在贵州山坳上的“伤痕长诗”,有其强烈时代性和独特地域性结合的地域文化形象

70年代,哑默、黄翔拉开了贵州高原诗派的序幕,至80年代初,陈绍陟、程显谟、唐亚平、王建平等,其“高原诗”拓展了贵州诗歌创作的视野,并将之推向全国诗界的前台,使贵州高原诗派更加明朗。陈绍陟的长诗《西部大书》《黄果树大瀑布》和组诗式长诗《还乡》《穿青人》,唐亚平的组诗式长诗《田园曲》《顶礼高原》《高原女人》《二月的湖》《五月的湖》,程显谟的组诗式长诗《高原的回声》《高原的情绪》等作品,无论是从抒写对象的选择、意象捕捉和意境营造,还是从抒情主体的自我形象呈现等方面,以原始野性、粗犷豪迈的高原诗风建构了“蛮荒高原”、“雄放高原”、“强悍高原”、“大山的儿子”和“高原女人”等丰富而有个性的地域文化形象。

1994年王蔚桦发表了6000余行大型史诗《邓小平之歌》,这是继李发模《呼声》之后贵州政治抒情长诗的又一创作成果,是九十年代贵州历史长诗创作的代表作。这部长诗不仅形象地再现了历史巨人邓小平的坎坷人生和丰功伟绩,更重要的是突显了一名生于贵州、长于部队的战士兼诗人对英雄和伟人的崇敬、讴歌与呼唤,由此展现了贵州诗人的“赤子情怀”形象,使贵州长诗的地域文化形象建构更加丰富。另外,金永福2013年出版的长诗集《六盘水之歌》,以六盘水这个因三线建设而崛起的新兴工业城市的历史变迁为抒写对象,发掘和提炼了三线文化的历史智慧与精神价值,呈现出贵州“三线建设”的地域文化形象。

李发模、王蔚桦、金永福是以一代中国人的视角去书写时代和历史,而新世纪以来,欧阳黔森、李永刚、杨杰等诗人,却从当代贵州的视角发出转型跨越的时代宣言,写出贵州诗坛一系列重要的转型跨越长诗”。如欧阳黔森2012年发表的长诗《贵州精神》,描绘了贵州精神像“钢一样坚忍不拔”,如水一样“自信自强”,通过“钢”的意象,诠释了“不怕困难,艰苦奋斗,攻坚克难,永不退缩”的贵州意志,通过“水”的意象,诠释了“自信自强,开放创新,能快则快,团结和谐”的贵州精神,提炼和充实了贵州形象的精神内涵。李远刚2012年发表的长诗《播撒春天》,是对贫困落后的贵州在后发赶超过程中甩掉贫困、提速转型的描绘,塑造了贵州人奋发向上的“播春者”形象。杨杰于2013—2016年先后出版《没有退路是路》(工业强省长诗)、《大道出黔》(交通建设长诗)、《决战贫困》(扶贫攻坚长诗)“长诗三部曲”,突出表现贵州在后发赶超历史节点上的重大事件和重大变化,呈现出贵州“转型跨越”地域文化形象

新世纪以来,贵州长诗中还有一批影响较大的“民族文化长诗”和“个人化抒情长诗”作品,以更加多样化的诗歌形象展现贵州地域文化形象。如李发模2009年出版的长达5000余行的《呵嗬》,是一部以黔北仡佬族创世神话和发展历史为题材创作的叙事长诗,通过山蛮和水妹坎坷爱情的叙述,赞颂了这个民族顽强的生存意志和勇敢的创造智慧,这部长诗集民间文化和诗歌形式之大成,建构了大山中一个古老民族“坚韧尚喊”的地域文化形象;徐必常2012年出版的抒情史诗《毕兹卡长歌》,以土家族历史和文化为原典,以土家传说人物为原型,以土家人的生活为背景,以土家史诗、歌舞和技艺为载体进行现代性与时代性的诗意化诠释,塑造了深山中一个古老民族“勤劳乐观”的地域文化形象。个人化抒情长诗方面,可以姚辉2010年出版的抒情长诗集《我与那个时代靠得更近》为代表,这是一部以现代意识抒写诗人心灵与时代对话的长诗形式,因此这部长诗重在个人化抒情主体形象的建构,呈现出贵州诗人独立于南高原、传递高原现代精神的“诗性高原缔造者”的地域文化形象。

从以上回溯可见,新时期以来贵州长诗创作题材丰富、形式多样,既有时代精神的颂歌,又有民族演进的史诗,既有历史人物和事件的书写,又有地域文化的赞美和个人化现代意识的抒怀。尽管贵州长诗创作数量不是很多,但是它们以鲜明突出的地域文化形象,留给人们深刻的印象,引发人们各种层次的思考。同时,这些可贵的长诗精品,为贵州长诗创作积累了丰富经验,形成了贵州长诗创作的优良传统。

二、新时代贵州长诗的地域文化形象呈现

当前我国已进入“新时代”,“乡愁贵州”为主题、总长达7万行的20部长诗集2017年底集团性推出,成为新时代伊始贵州诗坛的一件标志性事件。这套长诗集更加突出展现民族文化、红色文化、历史文化、生态文化内涵,不仅完善了多彩贵州民族特色文化体系,而且有力地重建了贵州长诗的地域文化形象。同时,以更具韵味和魅力的长诗加摄影的复合性文学文本形态,丰富了贵州长诗的表现形式,在促进诗歌与旅游的深度融合、提升贵州形象和对外影响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通过分类整理,这套长诗选题,除了重点推出一部综合性的贵州旅游长诗《敬畏这方山水》以外,另有五个主题板块:一是贵州入选全国特色小镇的茅台、西江、郎贷、旧州、青岩;二是贵州最具特色的九个古镇之土城、丙安、广顺、洛龙、锦屏、镇远、敖溪、寨英、下司;三是贵州打造全域旅游目的地的“鸟类王国”草海、“长洞王国”绥阳;四是贵州最具地域文化特色的沙滩文化和亚鲁王文化;五是贵州省“最美村庄”之一的花茂村。

通览20部以“乡愁贵州”为主题的长诗集,其所塑造的地域文化形象大致有五个方面,下面分别予以阐释。

(一)原生自然风光呈现的“生态贵州”地域文化形象

贵州山地达90%以上,喀斯特地貌占70%以上,南北分布八大水系,山水互为切割溶蚀,造就出峰林湖泊、裂缝天桥、断崖瀑布、峡谷溶洞、石林温泉等“雄奇险幽”独特神韵的原生态自然风光,因此贵州有“山地公园省”、“千瀑之省”、“天然氧吧”等美称。这些自然生态之美就成为诗人们捕捉和抒写的对象,如《敬畏这方山水》展开贵州“山水全图”,《王之背后》展露绥阳“长洞王国”,《草美成海》展示威宁草海的“天生丽质”,《大隐下司》展现清水江流域的“天造山水”,《纳祥郎岱》描绘牂牁江的古老生态,《厚土红城》解读赤水河的“丹霞奇观”,以及《圣地寨英》中的梵山净水、《歇脚丙安》中的桫椤竹韵,《善广顺行》中的河树湖山,《洛龙低处》中的林山洞岩,《敖溪千年》和《善广顺行》中的千年银杏与银杏王,等等。在诗人的笔下,“万峰林‘磅礴千里,西南形胜’/梵净山雄奇纯净、美轮美奂/大娄山‘苍山如海,残阳如血’/黄果树大瀑布水雾缥缈、神奇壮丽/荔波樟江清秀妩媚、旖旎多姿/织金洞形态万千、如梦如幻/百里杜鹃花开似海、异香满山”(杨杰《敬畏这方山水·高山碧水成瑰宝》)。诗人们挥洒灵巧画笔,描绘出贵州大山里的原生态秘境,用生动诗句改写了“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的穷困贵州的形象,重建了“生态贵州”、“最美贵州”、“宜居贵州”的崭新地域文化形象。

(二)古老民族风情呈现的“民族贵州”地域文化形象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省份,直至当前有56个民族在此居住,其中18个世居民族,分布在占全省80%的“六山六水”之间,形成“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的民族文化奇观,故贵州在民族学、民俗学、文化学界有“民族之都”、“千节之省”、“文化千岛”之称。古老丰富的民族风情,成为文学艺术创作的源泉。在这套“乡愁贵州”长诗中,有着大量民族文化题材的诗篇。如在《纯粹西江》里,有吹芦笙、敲木鼓、唱古歌的场面,有风雨桥、吊脚楼、古街苗寨等风物建筑,有鼓藏节、芦笙节、花山节等民俗节日,有枫木的传说、蝴蝶妈妈的传说和猎狗的传说;在“朴”释旧州》中,描绘着“江南韵和布依族味相逢”的屯堡人,他们与众不同地穿着“六百年的乡愁”的凤阳老装,定格在明代的古汉族习俗,却又“不仅过着江南的烟雨/也渗透‘三月三’‘六月六’”。《大隐下司》中有行歌坐夜,《洛龙低处》中有傩戏,《汉歌隆里》中有汉戏,《“朴”释旧州》《善广顺行》“活”出青岩》中有地戏,《圣地寨英》中有滚龙,《汉歌隆里》中有花脸龙,《敖溪千年》中有花灯,《草已成海》中有山歌,《志书镇远》和《大隐下司》均写到龙舟,《纳祥郎岱》《善广顺行》《敖溪千年》中还写了土司文化。另外,大部分长诗中都有美食、挑花、刺绣、绘画、雕刻等民族特产和传统技艺的描写。这些有着深厚民族文化元素的长诗,有力地建构了“民族贵州”的地域文化形象。

(三)民间信仰文化呈现的“神秘贵州”地域文化形象

贵州民间信仰文化相当发达,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神灵崇拜等原始宗教非常普遍,这就为文学艺术提供了丰富的题材和独具魅力的作品。贵州民间信仰文化是构成多彩贵州民族特色文化的重要内容,作为一套以“乡愁贵州”为主题的长诗,自然没有忽视客观存在的贵州民间信仰文化,并以此创造出别具一格的地域文化形象。《亚鲁,我的王》中写庄严悲壮的砍马祭祖仪式、灵魂复活的千年古歌、具有巨大神力的东郎、存放祖先灵魂的格凸悬棺;《善广顺行》和《纳祥郎岱》中写扑朔迷离的夜郎兴亡史;《圣地寨英》中写梵净山弥漫佛光祥云、袅袅梵音的弥勒道场;《纯粹西江》中写牛头崇拜、枫木崇拜、鼓藏头祭祀;《“活”出青岩》中写一镇四教九寺八庙三宫三阁八牌坊的宗教文化汇合奇观;而《王之背后》则写地心的神妙莫测和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神妙关联。除此以外,贵州还有令人敬畏的原始森林和奇山异石、充满灵性的河流与泉水、迷宫仙幻一样的岩溶地貌,还有绝密的酿酒工艺、神奇的民间医药和古老的秘传绝技,以及各种神圣的民俗和庄重的礼仪,都是存储民间信仰文化的重要载体,而这些自然神秘现象、人类神秘现象以及各种民间信仰文化,自然在这套长诗中有着或轻或重、或隐或显的表达,从而建构与呈现出“神秘贵州”地域文化形象。

(四)独特历史遗存呈现的“神圣贵州”地域文化形象

随着传统文化的复兴和贵州山地农业省份的地位尚未改变,贵州交织着民间俗世文化与主流经典文化两种文化形态。存活于民族民间的俗世文化繁荣而千姿百态,而体现社会精神价值的主流经典文化自然处于主导位置。但不管哪一种文化,只要在贵州历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对贵州发展发挥过重要作用,为贵州百姓提供过精神上的鼓舞、依托和归宿的文化,都是贵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除了上文提到的自然生态文化、民族风情文化、民间信仰文化以外,在贵州还有夜郎文化、阳明文化、书院文化、屯堡文化、沙滩文化、革命文化、长征文化、历史英雄文化和三线建设文化等,使贵州被赋予神圣的特性。于是在这批长诗中,有着大量描写和抒发“神圣贵州”的诗篇。如《亚鲁,我的王》写历史英雄文化的悲壮征战和温情敬意;《文人相重于沙滩》写遵义沙滩文化的夜郎王气和文脉相承;《草美成海》中写蔡锷将军的潇洒英姿和护国壮举;《厚土红城》《匠心茅台》中写红军长征文化的惊心动魄和精彩神奇;《“朴”释旧州》《汉歌隆里》《善广顺行》中写屯堡文化的沧桑岁月和初心不忘;《纳祥郎岱》《汉歌隆里》中写书香、骚客的文化引领和本色传承;《大隐下司》《“活”出青岩》《纳祥郎岱》中写惜字塔、字葬塔、文峰塔的敬字惜纸和崇文爱士;《汉歌隆里》《纳祥郎岱》《大隐下司》中写龙标书院、岱山书院、阳明书院的优良学风和人格培养;等等。这些体现社会精神价值的文化书写呈现出鲜明的“神圣贵州”地域文化形象。

(五)村镇发展变迁呈现的“发展贵州”地域文化形象

历史上,贵州贫穷、落后,是全国有名的,当然有历史、地理、文化上的很多客观原因,但是近十年来的发展变化也是十分明显的。尤其是“两加一推”战略实施以后,贵州发展速度走向全国前列;近年又提出“全域旅游”,推行“精准扶贫”,指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向着“多彩贵州民族特色文化强省”迈进,贵州发展更科学、速度更快、效果更好。所以,习近平总书记2017年10月19日参加十九大贵州代表团讨论时才如此评价贵州:“天无三日晴,证明贵州的空气好,经常下雨,把空气都洗干净了;地无三尺平,那是因为到处都是山山水水,风景秀丽,是搞旅游的好地方;人无三分银,看参加会议的少数民族代表身上挂的都是金银,说明贵州的经济发展很好,早已告别了贫穷的日子。”(综合贵州网http://news.gzw.net/2017/1111/1265138.shtml和人民网/贵州频道http://gz.people.com.cn/n2/2017/1109/c369574-30904558.html)这些发展变化,贵州诗人是有目共睹并深有感触的。因此,20部长诗中18本都有不同层次描写贵州发展的诗篇。即便是写古镇,也是旧貌新颜、今非惜比,刷新了时代的新色。尤其是《花香村茂》这部长诗集,写花、写鸟、写树、写绿,写碧水和蓝天,写宁静和洁净,写清脆的歌声和美好的心灵,写“生态、产业、设施、民生”的同步发展,写出了从荒茅村到花茂村的巨大变化,从而让人联想整个贵州的转型发展,并且这种通过长诗建构的“发展贵州”地域文化形象,让世人产生了窥斑见豹的传播效果。

三、贵州长诗创作的价值意义与问题反思

长诗是一个时代文学发展与繁荣的标志。正如诗人高岸所说:“历史不会满足于文字的碎片。”(转引自温东华《论抒情长诗》,http://blog.sina.com.cn/s/blog_6a1bd4c90100kbia.html)当然,长诗创作需要才情、气度、思想和学养的支撑,更需要把握时代、选择题材、处理材料的概括能力和抽象能力,同时也需要“完成思想、完成激情、完成人物”的形象建构能力和诗化处理能力。通观贵州四十年文学,贵州长诗创作持续不断,地域文化形象建构也颇为鲜明有效,并且从题材内容和抒情主体特征来看,保持着“集体性想象”与“个人化抒情”两条道路同行,“大我”与“小我”两种抒情主体并立,开创了贵州长诗多样性发展的新局面。尤其是新时代伊始以“乡愁贵州”为主题的20部长诗集的出现,丰富的题材内容充实了贵州长诗的话语体系,图文互补的创作形式实现了跨媒介跨文本的艺术超越,地域文化形象的重建有利于提升贵州形象和对外影响力。另外,这套丛书更为重要的价值,是因为立足文化的书写,于是超越了过去某种概念化的单一性长诗,它的读者对象可以面对更多的公众,激起情感、思想、审美的广泛共鸣,使人们产生对自然、生命、民族、历史、文化的普遍寻思与追索。这套丛书还有一个重要启示,就是既能抓住“山地公园省,多彩贵州风”这个鲜明的地域民族文化个性来创作,有力地建构独特的贵州地域文化形象,又能自觉敏感地呼应时代精神,把握新时代文学发展的主旋律,突破个人局限,使这套长诗及其贵州诗人群体进入公众和主流文学视野。

当然,这20部长诗集,由于是众人参与,在审美观和创作质量上存在参差不齐的状况。一部分诗人对于地域文化题材的长诗创作,存在诗意转化过程中的食顽不化问题,有的诗篇显得生硬单调,总感觉只是某个概念的图解,某种题材统领下的短诗组合,某段史料的分类整理,尚差一缕贯通全诗的“魂”和闪耀全篇的核心意象;一部分长诗对于意象萃取、时空跳跃,虚实处理、新旧焊接,诗史熔炼、诗思交融等技巧和手法把握不够到位,总感觉只是干枯平面的旅游宣传读本,缺乏诗性的提炼和语言的张力,缺乏一种辽阔的想象和精神的高度;另外,一部分长诗在材料取舍、主题提炼,入诗角度、意蕴表达,结构布局、风格建构等方面缺少个性差异和独立探索精神,存在趋同现象。以上建言,供诗人们参考,因为这些,恰恰是诗与非诗的区别,诗与好诗的差距。

不过我还是相信,这套长诗的整合效应是不可低估的,对于补充和完善“多彩贵州”文化品牌的内涵,建立文学贵州、文化贵州和旅游贵州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最后,我希望这支有情怀、有志向的诗人团队,在今后创作出更加优质的长诗。

(作者系贵州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贵州民族大学教授,本文系作者于2018年2月26日在“舍不得乡愁离开胸膛”系列主题(20部)长诗研讨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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