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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长诗创作的重要收获

2018-3-22 11:50| 发布者: 魏荣钊| 查看: 314| 评论: 0|原作者: 颜同林|来自: 作协创研部

摘要: 近几年来早就耳闻贵州诗坛“舍不得乡愁离开胸膛”这样一个长诗工程,心中颇有许多期待。于是,在收到杨杰兄寄来的全部电子版本的长诗20部后,我便急不可耐地一睹为快了。因为时间十分紧迫,仅能大体浏览了一下题目与 ...

近几年来早就耳闻贵州诗坛“舍不得乡愁离开胸膛”这样一个长诗工程,心中颇有许多期待。于是,收到杨杰兄寄来的全部电子版本的长诗20部,我便急不可耐地一睹为快了。因为时间十分紧迫,仅能大体浏览了一下题目与内容,细读这一批长诗大作只能留待以后了。虽然是匆匆阅读,但仍然被以李发模、杨杰等为代表的贵州长诗创作团队的匠心经营所叹。数十位贵州诗人与摄影家一起合作,以贵州特色或历史古镇为中心,辅之以风景名胜或文化遗存、最美村落,营造了一个个独特的艺术空间,有一种以长诗之纵横吞吐,造大诗之浑融博大的新气象。可以说,这20部平均在三千行以上的长诗,不仅仅是贵州长诗创作的重要收获,也是中国目前长诗创作的新收获。这种沉甸甸的收获,不嫌其多,只嫌其少,可喜可贺。

20部总计七万余行长诗的诞生是贵州诗坛的一个小小奇迹,它经过有序组织、策划、统一规划,像贵州乡间的新农村建设一样,显得内容厚重而风格独特,——显然,贵州的此类长诗创作走在全国长诗创作的前列李发模、杨杰、牧之、周雁翔、童绥福、陈灼、邓红等为代表的一大批贵州诗人们取材于新世纪以来贵州古镇、新农村,用诗笔记录了特定地域文化的时代变革与存在,凸现了贵州诗人们置身社会转型期的诗学思考与文学坚守。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出,贵州诗人们站在坚实的黔境大地上,耳闻目睹贵州的新变化,诗行之间时时闪射出睿智、敏感、多思的光彩。这一批长诗,书前大多有长短不一的序言,正文有序诗、章节、后记之类,以铺陈、写真、纪实为主,集中于重要题材、特殊对象的诗意书写,是带有某种独创性的开拓之举。

下面,笔者将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讨论这一批长诗创作的总体面貌。首先,不妨从诗与意象的角度来审视。诗是通过意象来表现的一种文体,强调意象性,也就是一种文体的内在规约。“意象是融入了主观情意的客观物象,或者是借助客观物象表现出来的主观情意。”诗的意象是一种诗意的反复与稳定,通过意象达到诗的简练、含蓄。一般而言,它偏于象征、比兴,长于暗示、表现。在长诗诗集的序言中,有多位作序者都说到了这一现象。长诗作者群体在建构长诗精神空间时,不仅仅是议论,也不只是依靠叙述,而是抒情与叙事结合,将情感融化在物象之中,凸现主体意象之美。比如茅台、西江、郎贷、旧州、青岩等五个全国特色小镇,以及像土城、镇远、下司等历史文化古镇,都是具有特殊地貌、村居、景观等原生态底色的。这一批诗作,规避了旅游介绍的说明性资料之嫌,也不单纯是地域景致的简单勾勒,而是抓住了最有特色、韵味的地方构形、着色。在既有的山水、地理、风情、人之中,浸透了新时代的忧思、乡愁写出了新时代山地环境中广大山民的喜怒哀乐。按杨杰的诗来说,便是敬畏这方山水,即敬畏并热爱这方山水背后聚居、杂居的各民族人们。譬如童绥福、田花笔下的青岩,姚瑶、韦元龙笔下的西江,杨杰、肖仕芬、杨云龙笔下的旧州,祝世军、陈润生笔下的洛龙,周雁翔、谢氏五姊妹笔下的茅台,陈乔、刘喻笔下的土城,邓红、高阳笔下的镇远……或从民居、乡贤、亭阁入手,或从小吃、特产着笔,浓缩与还原了当地原貌,在原有物象群体的敞开与呈现中,又饱含了诗人们的情感与意志、判断与审美。

其次,从诗与政治的角度来看,也有诸多可取之处诸多突破之处。文学离不开政治的影响与引导,也断然离不开所处时代环境、经济因素、文化圈子的制约。这一批长诗,带有裹挟政治抒情、主题特别鲜明、风格同中有异等特点,写出了现实生活中诗人们的人生抱负,带有一种抒情主体不负时代、不负乡土的志向与情趣。这一点,可能并不被每一个读者所认同,但在笔者看来是值得嘉奖的。它会无形地沉淀下来,成为贵州诗歌精神的有机部分,丰富并扩大贵州诗歌的影响。记得数年之前,贵州省委高层提出冲出经济洼地,构筑精神高地的说法,后又提出“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的贵州人文精神说法。无疑这些法都是具体而新鲜的,又是与时俱进的一种独特观念。在这一批“舍不得乡愁离开胸膛”的长诗中,诗人们政治意识强烈,也有浓郁的乡土观念,化身为一种自觉的、有高度的精神追求。与全国很多省份相比,贵州的绿色生态和文明,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道特殊风景。贵州人们世世代代生活在喀斯特山区为主的自然环境中,曾经交通闭塞、经济落后,但自然环境的先天不足没有限制贵州人们的创造精神,依然坚韧开拓,负重前行。贵州经济之所以在当下能走进一条可持续发展的轨道,走上一条有别于东部也不同于西部的新路,很大程度上就是取决于这一独特生态经济的优势,因地制宜,取舍有方。另一方面,“知行合一”的思想在中国传统人文精神链条中,既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内质,也有贵州本土文化的基因,后者的影响更明显。它让我们不由自主地想起这样一段历史:五百多年前,大儒王阳明流放边地贵州,参悟人生,主张言行一致、实践出真知。置身中国政治、人文精神的长河,我们很容易在这些长诗中找到其中的影子基因,都能找到心有灵犀的句子和段落,自然也能找到诗人们身上的人生抱负与政治情怀。据长诗创作的初心是以诗画形式集中展示贵州四千万儿女步入“小康”的精彩故事,表现“乡愁贵州”的家乡记忆。正是在这一点上,两者取得了一种默契。

再次,从诗与地域文化的角度来考察,这一批长诗融入了贵州地域文化,也成为地域文化的新成分。贵州地域文化,底子是作为世居之地的多民族文化,相比之下并不是一个多么值得炫耀的富矿。贵州由于建省时间较短,历来被视为一个较为典型的移民省份,处于边缘地带。从行政区划而论,贵州与云南、四川、重庆、湖南、广西等省份接界,历史上也划入了以上省份的一些边地,因此滇文化、巴蜀文化、湖湘文化、越文化的一些文化元素遗留下来,成为一个拼盘式的地域文化。这一现状一方面说明贵州地域文化并不具有鲜明的主体性和稳定性,有诸多不足之处;另一方面则有兼容并蓄、流动性大与容易传播等特征。因为没有沉重的历史包袱,审美心态上可以负轻,文化上容易移植、嫁接。在这样的基础上讨论贵州诗歌精神,一边要进行文化输入,一边也要进行文化建构。文化建构从哪里来?除固有的多姿多彩,美美与共之外,还必须进行新的造性工程,从文化创造中汲取力量和资源。简单来说,中国目前的长诗创作并不发达,贵州的长诗创作更是如此,这一次在贵州省委政策研究室、贵州省作协等单位协作之下一下子就推出20部长诗,从五个版块进行突围便是一种让读者广泛受益的艺术创造。这样的一种突破,没有发生在全国其它省份,而是发生在文化原创力并不强盛的贵州,值得认真加以反与总结

以上三个维度,简要勾勒与素色描绘出贵州诗人们在新时代的精神侧面。归纳起来,这是一种弥足珍贵的贵州诗歌精神,一种新的文化认同与文化创造。贵州诗歌精神在这批长诗身上得以有力彰显和凝聚,不仅仅只是一个口号一种理念,而是一种肯干事、干实事、干大事的践行方式,具有强大的实践品格。正因如此,这样的诗歌创作团队与协作方式,还可以发扬光大,坚持不懈地走下去,走出一条与全国诗坛不同的道路。在我看来,贵州全省的瀑布、美酒、溶洞,如新的公路、桥梁建设,都可以成为以后长诗书写的合适对象。同时,在贵州诗歌界关注长诗创作的传统,虽然从李发模、王蔚华、杨杰等主旋律诗人那里,从金永福、欧阳黔森、李远刚、徐必常、姚辉等其它诗人那里,它一直在流动、演变,但不可否认的是传统作为一种多元化、多层的存在,它的生命力就在于诗人个体的独特创造。与其说“继承”传统,不如说是“创造”了传统。正如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表述的那样,“传统是具有广泛得多的意义的东西。它不是继承得到的,你如要得到它,你必须用很大的劳力。”可以说,创造之于传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第一位的。进一步看,单纯说创造还不够,还要寻找其背后的规律,也就是基于个体创造之上的、潜在而又持续地发生作用的“创造机制”。作为一种心理、情感的桥梁,它在“常”中往往朝“变”的方向拉伸;这一生生不息的内化的创造机制,是诗歌传统得以流动、承袭的幕后推手。传承传统、变革传统的方式有多种,譬如对古老源泉的激活与寻找,或者对诗歌传统内部的推敲提升,或者新的比兴对象的捕捉凝定,或者在传统的边缘或空隙之处进行突破。由此可见,贵州的长诗创作仍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今后的类似长诗,或是贵州诗歌地理的层层覆盖,或是善长某一题材的标签式诗人脱颖而出,都能为贵州诗歌精神添砖加瓦。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这一批长诗作为贵州诗歌精神的一部分,是一种立足传统、地域,依靠诗人团队,强调创造、践行之力的产物以特有的方式参与到贵州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新格局之中;贵州诗史也定会证明,贵州诗歌精神将会成为贵州文化崛起的新内涵。

 (颜同林: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贵州省省管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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