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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方志诗歌”值得一试

2018-3-22 11:48| 发布者: 魏荣钊| 查看: 285| 评论: 0|原作者: 杜国景|来自: 作协创研部

摘要: 我想从地方志与文学的关系来谈谈这20部长诗。读这20部长诗,我感觉到的是“新方志诗歌”的可能性。地方志的文化功能,主要是记述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经济社会的历史与现实格局,涉及“地方性知识”的整体性、结构性 ...

我想从地方志与文学的关系来谈谈这20部长诗。读这20部长诗,我感觉到的是“新方志诗歌”的可能性。地方志的文化功能,主要是记述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经济社会的历史与现实格局,涉及“地方性知识”的整体性、结构性变动。而这20部长诗,跟地方志一样,也都着眼于贵州城镇、乡村的历史与现实,尤其注重其发展与变化。20部长诗并且都各有“方志”那样的体量,它们所选择的,分别是5个特色小镇、9个古镇,以及草海、绥阳、沙滩文化、亚鲁王等有代表性的贵州地方自然、历史与人文景观,有对“地方性知识”相对集中的梳理和表达。当然,诗歌的表达方式、表达方法跟方志不一样,但两者也有相通之处。这让我想到,也许可以从方志与诗歌的角度,来解读这些作品。或者就径直把这些长诗看作“新方志诗歌”。打出这面旗帜是一种尝试,诗歌的发展,或许可在这一方面有所期待。

下面我从三方面来谈谈自己的想法。

首先从方志与诗歌的关系,来谈谈“新方志诗歌”的可能性

在中国文学史上,方志与文学是近亲,关系一直很密切。地方志的“艺文”部分,跟文学的关系最直接,其内容或者与文学家的经历、传记有关,或者收录他们的作品,那都是文学史研究的重要资料。

有些地方志本身就是非常优秀的文学作品,最著名的例子是《水经注》和《洛阳伽蓝记》。东汉张衡的《两京赋》,西晋左思的《三都赋》是最著名的例子。左思在《三都赋》的序言中并且明确说,他的《三都赋》是按方志、按地图来写的,原话是“验之方志”“稽之地图”。所以《三都赋》才被人称为“微缩的地方志”。

地方志所记载、所描述的内容和对象,很多都是诗歌散文的题材,与地方人文历史、名胜古迹有关的诗文作品,可谓不胜枚举。诗文创作取材于地方名物,可以写出举世闻名的经典作品。崔颢的《黄鹤楼》和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是比较有名的例子(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登鹳雀楼》的前两句因为与实景不同,还引起了一场争论,最后请出钱钟书来作答。问题的产生,其实是地方志成规与诗歌方法的分歧)。至于滕王阁,王勃则是既有《滕王阁序》,也有《滕王阁诗》。明清两代的地方志内,大量收录了“八景”“十景”之类的“景观诗文”。现当代这样的例子也不少。贺敬之的《桂林山水歌》,至今还镌刻在桂林的一些景区里供人观赏。为什么要这样做?我想这是因为诗文是地方景观、地方名物、地方风土人情的美学延伸,独特地方的自然地理与人文历史能够唤醒诗人沉睡的诗兴,而景观诗文则能够反过来提升地方史志的文化品相,让它们享有更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这或许可以叫“诗以地兴,地以诗传”。

近些年,不断有学者从地方志中辑录散佚的名家名作,这当中就包括范仲淹、苏轼、黄庭坚、司马光的轶诗,这些轶诗在他们的全集中没有,在《全宋诗》《全宋词》里也没有,但被不起眼的地方志保留下来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些轶诗无论咏史还是咏物,均与“地方性知识”有关。

近现代有两个时期因为特殊原因,很多著名文人到过贵州,也留下过非常有名的诗文。这两个时期一是明清建省之后,二是抗战。虽然贵州已经有人注意到去收录这类作品了,但并没有更多更深入地研究,更没有把这些诗文与具体的景观对应起来,镌刻在当地助推旅游,也来一个“诗以地兴,地以诗传”。其实这是贵州的一笔财富,大文化、大旅游战略实在不能忽视这一批资源。明清两代入黔的文人,无论宦迹、贬谪还是游学、路过,有不少都是名人,如杨慎、王守仁、徐霞客、邹元标、贺长龄、何绍基、赵翼、洪亮吉、吴国伦等。他们写的那些与贵州地方有关的诗文非常出色,王阳明的《象祠记》就被收在清代以来最为流行的古代散文选本《古文观止》里。明清诗文中最早的贵州文学形象,主要便来自于这些诗人的山水行吟。青山叠翠,泉水清冽,飞崖突瀑,白云古寺;漫漫路途,难免会激起人生的某种感触,或给荒服之旅平添一点欢喜,于是拈须摇髯诉诸声律,便是极自然的事。这些诗文,以题咏贵州的山、洞、岩(崖)、泉、水(溪、渡)、寺(亭、楼)为最多。以明万历《贵州通志·艺文志》收录的诗、赋、颂、歌、行、谣、箴为例(夷字演和书籍录除外)278篇作品,几乎篇篇有山重水复、道途辛苦。其中又尤以香炉山、七星关、碧云洞、盘江河,以及清平卫、朗溪司、鎮远道、贵阳公署这类沿交通驿道分布,在当时颇具地标意义的险隘、要道、城皋等入诗最多,甚至贵州高山绝岭的冰雪,深峡河谷的酷热,都成了诗人寄兴的由来,如赤水的气候,明“后七子”之一的吴国伦就写有《赤水苦热》。

到了近现代,写类似作品的著名官员、文人也有很多,如林则徐、张恨水、施蜇存写镇远、黄平,辛丑科贵州副主考华学澜、茅盾写贵阳等。明代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里那种洞察历史的深邃,可以肯定是被贬到云贵,且永不录用之后,由于巨大的人生落差才写下的,但具体在哪里还尚需考证。

总之,从方志与诗歌、与文学的关系看,标举“新方志诗歌”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其次,从现实的需要,来谈谈“新方志诗歌”的可能性

我们知道,进入21世纪以来的这十余间,中国经济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可以称得上是天翻地覆。以贵州为例,城镇化带动,大数据产业支撑、高铁与高速公路建设、能源开发等系列发展战略,正在令贵州的山川地理、经济社会、人文历史、多彩文化发生翻天覆地的深刻变化。和全国很多地区一样,一个非常突出的事实是:九十年代以来,贵州各地、市、县新编写那批的地方志,包括省志,已明显跟不上现代生活变化的节奏,更不用说明清和民国时的那些老旧志书。比如贵安新区和遵义的新蒲新区。两个新区的崛起,已经让两座城市的面貌焕然一新。两座古城中,遵义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有关遵义的城池、地理、建置、沿革、交通、人文等,在传统的地方志中有着最完备、最系统的记载,道光年间郑珍、莫友芝撰修的《遵义府志》即是中国地方志中的一部名著。然而,随着城市化的推进,《遵义府志》所记述的,很多已成为历史了,遵义老城的格局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巨大改变,黔北的乡土叙事与乡愁美学正在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真要拿近些年遵义地方的变化来“验之方志”“稽之地图”,肯定早已是面目全非。这样的例子绝非个别,全省、甚至全国恐都如此。

贵州诗歌一直以来都比较活跃,十七年时期廖公弦的乡土抒情诗集《山中月》广受好评,七十年代有诗歌“潜流”,八十年代则是李发模的叙事诗《呼声》振聋发聩,不久是陈绍陟他们的“高原诗”,是唐亚平女性主义的先期尝试,是罗绍书的讽刺诗。九十年代后,受到市场的挤压及整个诗坛浮躁风气的影响,诗歌虽然也有陷入自我轻浅的危险,外带山头林立,还有圈子化倾向。但从另一面看,诗歌仍有青春的拥趸,那是它一直以来的优势。借助于民间刊物、网络、新媒体和自主出版发行等方式,诗歌俨然仍是最有“气场”的艺术。各种诗歌阵地、选本、比赛评奖不少,民刊、内刊也很流行、自主出版物层出不穷,网络平台难以数计,诗活动时有发生。并且市场冲击越猛烈,诗歌就越自信、越有底气,那是一种边缘的、民间的、个人化的精神坚守,以至你不得不承认,九十年代以来,贵州诗人中有着更多的理想主义者,诗歌乃是一种强大的文学存在。

但同时我们又不得不承认,与现实的巨变相比,九十年代以来贵州诗歌却有点差强人意,在转向个人、转向内心之后,诗歌的格局也难免变小了。在这样的背景上来看这20部主要从整体上关注贵州自然地理与历史人文变迁的长诗,意义就有些不一样,“新方志诗歌”也就值得一提、值得一试了。

最后,从“新方志诗歌”的角度,来谈这20部长诗的一些特点

20部长诗共同的、也是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对贵州各地历史人文变迁的全景图式书写。解读这些作品自然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角度,但把它们看作是贵州“地方性知识”结构性变动、整体性变动的诗性表达,看作是21世纪贵州文化乡愁的诗歌载体,也完全说得过去。从地方志的角度说,20部长诗对地方历史人文变迁的情感表达,具有文献性、史志性和资料性。完全可能为以后修撰地方志提供参考,甚至为地方志所收录。也就是说,在旧的地方志已跟不上城市化改造步伐,而新的地方志又暂告阙如的情势下,用长诗的形式来记录地方自然地理与历史人文的变迁,实际上就具有“新方志诗歌”的价值和意义。在新世纪以来的中国诗坛,这种努力目前似不多见。围绕贵州各地自然地理与人文历史的现实变迁,紧扣扶贫攻坚、讲好贵州故事、共圆中国梦的时代主题,采用团队合作、分工创作的方式,以20部长诗的力度集中推出,也许在不经意之间,已经为“新方志诗歌”“新方志文学”的可能性,做了一次有意义的尝试。在这里,以“地方性知识”的结构性、整体性变迁为对象,作一种乡愁美学的诗意表达,是我们对“新方志诗歌”的一个基本界定。从诗歌角度说,这是抒情主体对时代精神的响应,是对乡愁美学时代变迁以及对当代诗歌走向(比如诗歌与现实的关系)的一种整体把握。

20部长诗的水平当然是参差不齐的。但从“新方志诗歌”的角度看,它们的共性又很突出。20部长诗中,《敬畏这方山水》作为第一部,显然有“序诗”的意味,上篇“山水全图”从瀑布、喀斯特地形地貌等六大方面总揽贵州自然地理,中篇“文脉诗赋”概括的是从亚鲁王到“红色主题”的人文地理,下篇“美景成书”则推介贵州最具代表性的十处景观,包括平塘“天眼”。这是在为20部长诗的“新方志”抒情叙事定调、作铺垫。后面的19部则分别立足于不同城镇、乡村以及少数民族的地域文化,从历史与现实两方面,来反映贵州“地方性知识”的整体性、结构性变化。无论咏史、咏人,还是咏地、咏物,着眼点都在地方的建置、沿革及山川地理、舆图、城池、关梁、人文、经济、风情、风物、风俗、掌故、传说,甚至歌谣和方言,那正是方志所必须记述的内容。所有的长诗,从篇章结构到标题和内容,都有读方志的感觉。当然,20部长诗所采用的又是诗歌的方法,即都有各自不同的想象、韵律和修辞。《歇脚丙安》中的“歇”是停下来休息、歇气的意思。但诗人要人歇下来,是要读“盐”,品“古”,听“传”,说“红”,看“竹”,顺带也就把方志的那些内容交待了。《汉歌隆里》有中原文化与黔中文化的碰撞,历史感中有现代观念。其中采集和引用的那一首山歌,很有“缺憾美”的蕴含:好个灯盏漏了油,好个将军砍了头,好个青龙断了颈,好个美女梳了鬏。另外,抒情主体的情感徜徉,除了乡愁,还有考据,还有对历史的反思、质疑与对话。《千年敖溪》写毛巴将军,写南诏侵播,《活出青岩》写周渔璜,都是如此。《纳祥郎岱》解读夜郎文化,得出的是新的结论。《匠心茅台》《厚土红城》《大隐下司》《“朴”释旧州》《纯粹西江》《善广顺行》则试图用最精炼的语言,对古镇的地理特点、民族特色与历史文化特质,作出类似于“关键词”那样独到的诗意阐释。比如《洛龙低处》的“洛龙低处,潜龙在渊”,《圣地寨英》的“圣景”“圣城”“圣道”和“圣宝”《志书镇远》给人的感觉,似乎直接是为“志”而来,其天、地两志,貌似要叩问天空,其实还是要回归大地。方志也要提炼和概括地方自然地理和从文历史的特点,但它远不如诗歌那样凝练,方志要的是准确和客观,而诗歌却可以有绚丽和想象、优美的语言和充沛的情感。

 20部长诗的主题是乡愁,那也可看作是“新方志诗歌”的情感底色。而修撰地方志,其实也是在寄托乡土情感。乡愁原本指游子情怀,但在现代社会,这个概念已经有了新的内容。记录被现代生活所改变的地方性知识,之所以也具有乡愁美学的内涵与价值。是因为乡愁更本质的含意,是对世代因袭的历史生活与文化传统的精神依恋,因此乡愁又被称为文化乡愁,亦可理解为一种文化心理,一种现代性焦虑。现代生活的节奏越快,原本赖以安身立命的那种历史生活与文化传统改变就越多,自然也就越会让人失去归属感,这时记忆和怀念就有了美学的意义。所以从更深刻的方面说,乡愁就是一种生命诗学,就是一个哲学命题。

乡愁的内涵应当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既关乎历史,更关乎时代。20部长诗的乡愁主题,即包含了诗人们对时代精神、时代主题的阐释与表达。《花香村茂》即是一例。从这里开始,乡愁成了我们的时代母题,有了这个母题,花茂村也才能“花繁叶茂”或“花香村茂”。其他的几部,《王之背后》与《纳祥郎岱》《亚鲁,我的王》地域与民族特色突出,历史感也更强。《王之背后》以故乡地域为立足点,意在探索超载地域的人类历史文化奥秘。其中有符号,有数字,有命运,有远古,有未来。但重心显然是现实的启悟。《纳祥郎岱》《亚鲁,我的王》则在地域历史文化之外,还关乎民族的命运与思考,是当代情感与历史文化的有力碰撞

 

当然,不能把“新方志诗歌”直接等同于系统、全面、忠实、客观的地方志。两者有着完全不同的价值取向与文化功能,写法不同,成规也不一样。这两种样式之所以能放在一起产生关联,主要是因为它们都有对“地方性知识”的结构性、整体性变动的关注、记述和表达,都有乡土情感的最终依托。而区别,则是诗歌不能缺少韵律、想象和修辞,而方志主要是资料性著述。比较而言,地方志按部就班,千篇一律,难免失之于刻板。而“新方志诗歌”则可借助韵律、想象、修辞和诗人的个性因素,让乡土情感充沛起来、深沉起来,让历史和现实丰富起来,让事件和人物生动起来、感人起来。而在这一方面,正是20部作品给人留下的印象的主要原因。

目前说“新方志诗歌”的人不多,但“新方志文学”的说法是有的。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出来之后,就有人给作品命名为“新方志小说”。我也曾把记录城市变迁的一些报告文学作品,称作“新方志报告文学”。如韩作荣写长沙的《城市与人》,聂还贵的《中国,有一座古都叫大同》,何建明写苏州的《我的天堂》,写重庆的《国色重庆》,王军记述北京城半个世纪的沧桑的《城记》等,称作“新方志报告文学”。但这些作品都是写城市、乡村的前世今生、为现实立传的作品。族谱、家谱、志书类的报告文学也近年也出现不少,被人称为“史志报告文学”。用赵渝的话说:这样的作品也具有新闻性和现实性,可以引导报告文学作家从对历史幽深之处的追索和探问开始,最终回到对现实性的关怀上来

    当然,“新方志诗歌”的尝试,除了有实践,还应有理论、有主张。更重要的是能够在全国产生更大影响的作品。以这样的标准来衡量,20部长诗或许还有不小的差距,但这条路还是值得走一走、值得试一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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