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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地上的颤栗 ——长篇历史小说《大清血地》解读

2018-3-20 09:17| 发布者: 魏荣钊| 查看: 451| 评论: 0|原作者: 谢廷秋|来自: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

摘要: 2004年10月,贵州青年作家冯飞的历史小说《大清血地》(2003年4月,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为优秀长篇,被《十月》杂志选载于《十月·长篇小说》(大雪卷)。2006年3月,我在香港中文大学作访问学者。除了交流,成天 ...

2004年10月,贵州青年作家冯飞的历史小说《大清血地》2003年4月,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为优秀长篇,《十月》杂志选载于《十月·长篇小说》(大雪卷)。2006年3月,我在香港中文大学作访问学者。除了交流,成天就泡在中文大学图书馆看书。在这里,我意外地看见了《大清血地》。砰然心动之余,我向管理员询问“中大”收藏图书的具体标准。对方告曰:“中大”非常看重大陆作家的历史著作,只要是严肃认真的作品,就有长存的价值……

我知道,人类很多东西都是共通的。哪怕是人在旅途,我想:我必须动笔。关于《大清血地》,我一定要写出我心中的颤栗!

卡西尔在《人论》一书中这样说过:“艺术和历史学是我们探索人类本性的最有力的工具。”历史小说作为跨越在艺术和历史学这两个门类之间的一种艺术形式,对人的探索和展现更是有其得天独厚的优越性。冯飞的长篇小说《大清血地》正是将艺术与历史学完美结合,探索人类本性的一部力作。

一、自觉的历史意识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戏说历史之风在文坛上越演越烈,加之电视改编的推波助澜,一时间,消费历史成为时尚,历史小说成了权谋、性爱、争宠、夺位等等的代名词,追求好玩、趣味、刺激,突出娱乐化,消遣化因素。这类戏说历史的小说,除了“消费”历史之外,不会给人以任何震撼,更不可能引导人们去探索人类本性。从历史小说创作的角度看,这类“戏说”都有一致命硬伤,那就是缺乏历史意识。

青年作家冯飞的高祖父冯开良曾是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的贴身马弁。1863年夏,当这支太平军在四川大渡河面临全军覆灭的绝境时,冯开良仅十四岁,石达开见开良年幼不忍牵连,遂以送信为由,出其不意将其推下激流之中,让冯开良侥幸逃生。冯开良泊落江湖,在四川、西藏等地漂泊了十七个年头,才回到自己的故乡遵义。“然而,他老人家注定不甘寂寞。”(冯飞《大清血地·后纪》,清光绪十年(1884年),冯开良策动并参与了“遵义教案”,率众捣毁黔北多座教堂,打死两名传教士,惊动了慈禧太后……这是一桩与“贵阳教案”一样轰动朝野的历史事件。冯飞就出身于这样的世家。面对坚硬的历史,面对历史上的教案——中国人心口上已经结痂的伤疤,那刻骨铭心的历史事实,自然“不愿戏说,不敢戏说, 也无权戏说”(冯飞《大清血地·后纪》)。

历史小说创作必须以历史意识为基础。历史小说是以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为题材的,虽然小说创作具有虚构的成分,但是历史小说创作的基本不应该违背历史事实,尤其在主要叙述方面应努力遵循历史的本来面目。小说家在历史小说创作的准备中必须搜集、阅读、研究历史资料,为其历史小说奠定基础,在对于历史史料的梳理与分析过程中,寻找到自己对于历史的感受与感觉。冯飞创作《大清血地》固然与其出身世家、怀念高祖有关,但一旦进入小说创作,作者就保持了一种敬畏历史的姿态。“余乃开良公之第四代嗣孙,从小因家史启发,自上世纪末起研究清史,重点是‘咸、同苗乱’及同一时期的‘贵阳教案’。十余年间,余不耻下问, 多方求证,矢志不渝。”(冯飞《大清血地·后记》)。

为了更多地了解“贵阳教案”的始末,作者与贵州天主教爱国会的王充一主教、龙成忠神父成了好朋友,甚至多次到川、湘、黔三省许多地方实地勘踏,查阅了大量史料, 采访了许多知情老人,其中包括田兴恕的嫡孙田景详、重孙田儒乾等。前后经过近十年的准备,有了深厚的积累,强化了自己对于历史的感觉,才写出了这部极具历史感的长篇小说。作家没有随心所欲去杜撰历史、曲解历史,而是在把握笔下那个时代和所要描绘的主要人物的历史基调的前提下,去充实历史、提炼历史、鲜活历史。《大清血地》中的主要人物和重大事件,都是有史实依据的,特别是对“贵阳教案”的描绘,贵州史志部门的专家和宗教界的权威人士均认为是忠于历史的。

作家具有自觉的历史意识,在总体上忠实于历史的真实性,并不是只求形似。创作历史小说《张居正》的著名作家熊召政说过:所谓历史的真实,简单地说, 有三个方面:一、典章制度的真实;二、风俗民情的真实;三、文化的真实。前两个真实是形而下的,比较容易做到,第三个真实是形而上的,最难做到。前两个形似,第三个是神似。形神兼备,才可算是历史小说的上乘之作。《大清血地》的成功,正在于不仅准确地把握了前两个真实,更兼及了第三个真实,做到了形神兼备。如小说中的主要人物田兴恕,他是朝廷的钦差大臣,援黔湘军将领, 任贵州提督并署贵州巡抚。身为朝廷命官,他对清王朝的妥协投降未必不是洞若观火,又何以会铤而走险,发起“贵阳教案”呢?《大清血地》给我们提供了文化真实的铺垫,极生动鲜活的细节:“田兴恕生于道光十六年(1836年)。因家境贫寒,父亲很早病逝。”兄妹大多天折。十岁那年为糊口不得不去采石场学艺,石匠活路太苦,刚干一年田兴恕就熬不下去,想走,遂找师父要工钱,被师父唐大头推举过头好几个来回后告知:“你好好给老子当徒弟,等师父举不动你了,我们再算帐也不迟。”当天夜里,唐大头在睡梦中被人用手锤砸死。“唐大头正是被其徒弟田兴怒打死的。”在冯飞笔下,田兴恕的出场先声夺人。是的,湖南文有“惟楚有材,于斯为盛”之盛誉,武有“无湘不成军”之美称。湖南人的杰出表现,除与特定的政治经济有关外,与湖湘文化有很大关系, 其中作为湖湘文化载体的湖南人,独特的性格是其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中国自古讲究中庸之道,中国人性格在善良,和平的另一面往往就是柔弱、保守、容易妥协。而湖南人的性格是中国人中最有特色的一种,湖南人倔强、刚烈、直率、热情似火又爱恨分明,这与中国人的传统性格是有很大区别的”文化的真实,活脱脱把一个不同凡响的田兴恕烘托出来。

田兴恕的“假手”事件,田兴恕一人炸毁太平军十二门大炮的智勇兼备,这些生动的描写,使历史变得无比鲜活。正是田兴恕的刚烈性格与武夫出身,注定了“贵阳教案”的必然发生!

《大清血地》是“正说”历史,既无“戏说”,也非“解构”,确又做到了形神兼备,引人入胜,不得不令人感叹冯飞的功底,感叹一个青年作家对文化真实的准确把握,对历史意识的从容驾驭。

二、鲜明的现代意识

历史小说创作与历史研究不同,并不在意于对历史史实的考证中澄清历史问题,而注重对历史题材的描写中“古为今用”,这就涉及到历史小说创作的视阈问题。冯飞创作《大清血地》的视阈是超越时空的,不仅仅是祭祖,也不仅仅是为了祭奠给中国人造成苦难、悲剧的一次次“教案”。他注目的是“人类自身因有的柔弱与彷徨—尤其是当历史被时尚麻醉之际,我们变得容易忘却!但愿好了伤疤忘了痛的故事,不要在这片国土上重演”。(冯飞《大清血地·后纪》)。实际上,冯飞的创作意在像鲁迅推崇的在历史题材中“注进新的生命去,与现代人生出干系来”。也就是说要在历史题材中贯注鲜明的现代意识。

历史小说创作中的现代意识,并非将历史人物的情感与生活写得现代化,让历史人物成为穿古装的现代人,而是以现代人的意识和观念,分析历史题材、历史人物,从中现出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中所蕴涵的、对于现代生活具有启迪意义的某些方面,发掘在历史题材中所蕴涵着的现代精神。

《大清血地》是“正说”历史,却彻底突破了“历史政治化”的模式,没有阶级对立、阶级斗争的叙事,取而代之的是“历史文化化”的叙事。这就给作品的思想艺术平添了一种耐人咀嚼的深沉意蕴。作者站在现代的文化立场回眸晚清的尸山血海,回眸种种复杂因素所引发的“教案”,尽力避免过多的道德情感的介入,将着眼点从道德判断转到认识历史和文化的丰富性,让具有文化之美的客观历史本身说话,将贵州巡抚田兴恕和蒋霨远,印江知县戴鹿芝,民团首领赵国澍,义军首领何德胜,天主教贵阳教区主教白斯德望,教民罗大娘,以及幕僚钱登选、冷超儒等,描写得栩栩如生, 充盈文化的丰富性。

二十七岁就到印江当县官的戴鹿芝是一个有责任心的读书人。初到印江的一个多月,他假扮阴阳先生风餐露宿,走村入户,访察民情,决心要做一个好官。上任后他给百姓送上的见面礼是一杆小秤、一张银票,小秤挂连他做人的良知,从自己家中带来的一万五千两银票,首先用于修复县城的几所书院,其次用于填补教师脩金的亏欠。随后他在邑内大兴文教,奖励农耕,发展地方经济他根据江浙一带的经验,引导农民种植烤烟、油菜等经济作物; 并出资办起了十多家作坊,对印江出产的茶叶进行深加工,使其附加值不致外流。随着这些措施的落实,印江县的地方经济次年就有了好转,百姓安居乐业,感到生活有了奔头。戴鹿芝本人则得到了老百姓的赞赏,被誉为“百年不遇的好官”。

就是这样一个好官,却在升任安顺府郎岱厅厅官后,在处理后来被称做“郎岱教案”的事件中,大开杀戒。杀掉三位天主教徒。作者描绘的最精采之处,是戴鹿芝下令杀人之前的内心挣扎。“今天,有两句话深深触动了戴鹿芝。这两句,分别出自天主教徒卢廷美、林昭之口。卢廷美说:‘温饱之余,小人用手中闲钱接济鳏、寡、孤、独,实乃理所应当!’……是啊,今天的事情非常棘手。卢廷美他们(信教、传教。笔者加)究竟算不算有罪呢?……戴鹿芝感到非常困惑。”

作为一个知书识理,爱民为怀的读书人,戴鹿芝非常清楚:卢廷美的博爱善举是无罪的。可作为朝廷命官,戴鹿芝又有公私两重忧思, 于私:“值此社稷蒙尘,贼寇四起之际,我戴商山纵容邪教岂不是授人以柄吗”!于公:如若酿成后患,只恐祸国殃民啊!”可对这样一个善人,“眼睁睁地看着阎王爷勾掉他的名字,我实在是于心不忍啊!”一步三叹,写尽戴鹿芝内心的彷徨。

勤政爱民的戴鹿芝和滥杀无辜的戴鹿芝,就这样合乎情理地集于一身, 真可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从表面看,这是写出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和深刻性;从深层看,这是现代意识烛照的结果,是作者冯飞的现代意识投射到古人身上的结果。史料上的戴鹿芝未必就是一步三叹,饱受挣扎之苦。是今日中西文化的融合,信教自由,提倡善举等等现代意识的观照,使得作者无论如何都不愿让一个爱民的好官轻易举起屠刀。而历史上的“郎岱教案”又真实地发生过,作者就必然要让笔下的戴鹿芝饱受煎熬了。

这就是现代文化立场回眸历史的眼光,这就是在历史题材中发掘蕴涵着的现代精神。

除此之外,《大清血地》对法籍传教士,贵州教区第一任主教白斯德望的刻画,对教民罗大娘的描写,都注入了鲜明的现代意识。从他们身上,完全可以体会到作者让历史与今天对话的良苦用心。

三、丰厚的审美意义

历史小说是以文学的形式再现历史的,它必须以引人入胜的艺术手法展现历史事件、刻画历史人物,审美意识就成为历史小说家创作过程中的重要因素,既不能违背历史史实,又不能被历史典籍所拘泥。这就需要作家在大的方面遵循历史史实的基础上,发挥文学想象,调动艺术手段,创造出独具性格的人物、展现出生动的历史氛围、演绎出曲折的历史故事。无论在小说结构的设置,人物性格的确立,还是场景的构想,语言的运用等方面,都使作品具有美感,使历史小说摆脱历史的复制,而成为对于历史的新的阐释,成为一种审美创造。

历史小说总体上必须遵循历史事实,具体创作中应努力发挥文学的想象与虚构,这对于历史小说家文学的功底有着很高的要求。《大清血地》的创作,证明了青年作家冯飞的功底。

小说中描写洋主教白斯德望与传教士胡缚理被叛军抓去治伤一节充分显示了作者想象与虚构的能力。白斯德望是个中国通,不仅了解中国历史,而且对贵州的风土民情也了解甚多。他聪慧机智,圆通善变,既能忍辱负重,又能绝处逢生,满脑子的机巧令人叹为观止。

白主教给叛军头目“二哥”治伤,“二哥”与之闲聊,问:“老头儿,你叫啥名字?”白主教说:“我的法国名字叫皮埃尔·白斯德望,同时,在下还有一个中国名字,叫黄巢。”“二哥”说:“那个人,我晓得——他是古代的一个造反英雄。”他又问,“你啷格起这个名字呢?”白主教说:“中国有很多古人值得研究。比如,秦朝的陈胜、吴广, 唐末的黄巢,宋朝的杨么,他们都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我特别喜欢黄巢,所以就起了这个名字。”

“二哥”问白主教去过大清国的哪些地方,白回答:去过很多地方,接着说:“前些年,我还曾经在你们遵义府传过教呢!”“二哥“非常惊讶于白主教知道他是遵义人,白告诉他:“足下一开口说话,老朽就知道你是黔北人。”并问“二哥”是否知道遵义府城中一个叫王庆光的民间文士,并随口背诵了王庆光充满叛逆意识的《讨秦皇》一诗。

白主教处处迎合叛军头领,全身上下的机巧,被作者刻画得入木三分。当白主教取得叛军信任放回教堂去取药后,白主教立刻禀报官府并带兵抓捕叛军。

作者想象与虚构的本领并不止于此,更高明之处还在后面。在抓获叛军之前,白主教向蒋霨远提出了请求,希望把他向官府的禀报当作永久的秘密,并在抓捕叛军时以同样方式捆绑胡傅理。因为“作为法兰西神职人员,不应当轻易介入或者贸然干预贵国的政治,更不应该出于自己的某种利益而侵害他人生命”,白主教“自救”的智慧真是发挥得淋漓尽致。

一波三迭,作者通过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和精心打造的情节,给读者展示了强烈的阅读魅力,并为读者提供了一个较为广阔的思考空间。这正是具有审美意识的作家取得成功的诀窍。

作者在《大清血地》的题记中写道:“我爱,我苦。我痴、我哭。我怎能不在乎?!”但在小说中,作者的这种激情没有一处直接显露。相反,作者仿佛是“零度情感”,不动声色,没有褒贬。作者巧妙地利用小说中的人物语言,表达了自己的血地悲歌。湘军悍将田兴恕说:”眼时的大清国,它不就是个名副其实的屠宰场么?!中国人在杀中国人,洋人也在杀中国人。天哪……我的大清国啊,未必你真的只能是个屠宰场么?!”青岩团总赵国澍说:“大清王朝头上晃晃荡荡地悬着锅开水,稍不留神,那锅滚烫的开水就会被人掀翻!”这种对人物个性化语言的准确把握,使作者的审美意识得到了充分的彰显。

自觉的历史意识,使得小说呈现了“史”的厚重,鲜明的现代意识,使得小说展示了“思”的深度,丰厚的审美意识,使得小说实现了“诗”的创造。史、思、诗的结合,不仅体现了作者创作历史小说的史诗追求,将小说写得大气磅礴,更重要的是,它对人性的探索达到了新的高度。面对“大清血地”,每一个充满理性和感情的人,都会禁不住颤票,都会告诫自己: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

当然,《大清血地》也并非完美无缺,虽然作者注重了创作过程中的历史意识、现代意识、审美意识,与戏说历史的小说创作中的庸俗化、漫画化、粗鄙化倾向拉开了距离。但作者的史诗追求带有明显的理性虚妄和空疏朴拙之弊,使其所描写的“历史”欠缺灵性和美感,无形之中滤去不少历史本身所固有的丰富事实和丰厚的文化蕴涵导致史学价值高于艺术价值。例如翠屏这个人物是一个虚构的人物,作者完全可以不受史实的拘绊,把这个人物写得灵动有致,承担更多的艺术功能。但现在文本中的翠屏仅仅是作者的一个观念的化身,就是为了用翠屏来证明“大清王朝没有男人,大清朝的男人都死绝了。”,所以大清朝的灭亡是无法挽救。这种理性的虚妄实在是太明显不过了。如果将翠屏和小说中另一个女性罗大娘加以对比,翠屏的理念化就更加明显。

除此之外,这部小说给我的阅读感受过于紧张,这一方面是由于小说文体形式的单调,另一方面也暴露出作者对有张有弛的度的把握力不从心。其文本描写看似首尾响应,因果相连,严密完整,无可挑剔,但人物和情节活动的空间并不大,外在的物象时空与内在心理时空形成很大的错位,思想情感上的因果逻辑关系并未得到合情合理的展现(只有白斯德望展现得较为完美),这也使得小说的艺术价值受损。

冯飞是一个青年作家,能写出这样有深度、大气的作品的确令人心喜,指出《大清血地》的缺陷是为了让作家对自己的创作有清醒的认识,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我期待着冯飞的新作。

 (原载《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谢廷秋:贵州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贵州省中国现当代文学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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