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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颗不甘坠落河心的石子

2015-10-13 09:49| 发布者: 魏荣钊| 查看: 1630| 评论: 0|原作者: 李广仓

摘要: 贵州实力派小说家戴冰,以其新颖的“语言流”、“迷宫式”叙述方法,创制出诸多探索型文本,赢得了读者的好评——戴冰小说解码分析

在文学创作领域,创新被认为是一个作家超越他人,形成自己风格的开端。贵州实力派小说家戴冰,以其新颖的“语言流”、“迷宫式”叙述方法,创制出诸多探索型文本,赢得了读者的好评。他最近出版的小说集《惊虹》,其创新意识,探索意识更加强烈,话语的狂欢,结构的枝蔓,迷宫的设置,所指的飘忽,意义的游移,给文坛带来一股新的冲击力。

从文学理论上讲,作家的“创新”主要表现在文本形式(语体、叙事结构、叙事代码等)方面,而要在表达内容上有所超越,则十分困难。一般来说,小说的深层意蕴(民族心理,文化母题,集体无意识等),在某一地域的小说家那里,总是相同或相似的。因此,小说一方面千变万化,一方面又如出一辙,是一种“变化中的恒定”。就是说,在小说创作中,变化的往往是一些表层符号和叙事技巧,而深层意蕴基本不变。其原因在于作家终日浸泡在某种文化氛围里,不可避难地受到大众心理的影响,无论厌恶与认同,都是一种影响,想躲也躲不开。因此,作家在写作时总会无意识地表露心迹,作者以为隐藏得很好,但只要制造了文本,就必然有所暴露。对于戴冰的探索性小说,传统篇章分析似乎难以置喙,上述理论则为我们的解读找到了合适的切入点。如果把他的小说看作是一种“符号”表达,我们就可以通过表层“叙事代码”分析,猜测其话语蕴含的意义指向,知晓他那遮遮掩掩的叙事文本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

小说集《惊虹》共收中短篇小说22篇,它们遵循“散点式”排列,从目录上很难发现作者的“结构意图”。虽然每一个文本之后作者都附有一段“赘语”,似乎想告诉读者什么,其实这是作家的一种“元小说”叙事策略。“赘语”常常欲言又止,读者想知道的偏不说,“顾左右而言他”,读完之后会更加惶惑。因此,要想获得意义的生成轨迹,就必须打破常规,采用“聚类分析”方法,将他的诸多文本聚合在一起,构成一个“系统”,远观近察,通过解析人物“叙事代码”,“能指群”构成的“所指链”,找到一条接近戴冰小说意义的隐秘通道。

既然是小说,就必然存在推动文本前进的“动力”,而“动力”的发出者,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小说人物(当然也包括作为小说人物的叙事者)。解读戴冰的小说,依然要从人物角度切入,尽管作者在大多数文本中故意隐匿人物意义生成的维度。为了避开传统作品分析中所谓典型形象之称谓,我们以较为客观、中性的“行动元”称之。因为小说可以“没有”传统意义上的“人物形象”,但必然有“行动元”,否则小说的“历时性”进程将无法维系。

经过抽象概括,《惊虹》中的“行动元”类型大致可分为三种:其一为冷酷、自私的“强者”,《弑》、《猴魇》为代表作。从表层叙事形式看,它们属于“象征型”文本。其二为任性但缺乏自省意识的“弱者”,《头发的故事》、《斜视》、《名单》、《非死不可》等是代表作。从表层叙事形式看,此类文本表现出“现实型”特征;其三为狂热而幼稚的“追梦者”,《做梦的故事》、《拾枪》、《天籁》等为代表作。从表层话语看,此类文本具有“梦幻型”特征。

“象征型”文本虽然不多,但却是《惊虹》中最具深度模式的文本。《弑》向人们讲述一个“开疆拓土,荡尽诸夷”显赫皇族,其历代君主无论如何都难以摆脱被弑的故事。小说中的老国王因暴虐无道而被反抗者刺杀,“我”作为皇位继承者,不查找父亲被杀的真正原因,反而更加迷信暴力,怀疑一切,采取高压恐怖政策,以为如此就能吓退反抗者,摆脱被弑的命运。但事与愿违,“我”的敌手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越杀越多,“我”最终也没有逃脱被弑的命运。由于“我”的行动与愿望背道而驰,因此,“我”越是挖空心思追查凶手,凶手就越多,越是精心防备,就越临近自己的毁灭。这种叙事安排,从表层叙事话语看,带有宿命色彩,皇族被杀仿佛是“命运”的捉弄,而深层意义则是统治者缺乏对臣民的仁爱之心,滥杀无辜,激起了臣民的反抗,因此无论怎样提防,最终都难逃被弑的命运。与《弑》相比,《猴魇》的“行动元”系统要简单一些,它讲述的是人和“灵异”动物之间的“寓言”故事。“父亲”是一个跑江湖的耍猴人,依靠母猴“大黑”的出色演技,挣钱养活全家。按常理,“父亲”应该体恤、怜悯为他卖艺挣钱的母猴,但不知出于何故,“父亲”却莫名其妙地崇拜冷酷,喜欢心硬如铁,严格遵照长辈传下的遗训,对待猴子“像火焰一样怨毒”,在畜牲面前要显“强者”尊严。为了满足这种心态,他经常有意无意地折磨大黑,让它无休止地表演一些极其危险的节目,即使在大黑怀孕时也不停止,最后酿成惨剧,大黑在生小猴时被虐待致死,而大黑的儿子“黑山”却活了下来。对于“黑山”,“父亲”依然恶习不改,继续实施虐待,但不同是“黑山”具有灵异特性,不吃不喝也能存活,它像影子一样跟随这个家族,用特殊方法进行报复:“黑山”能将“父亲”的种种虐待与伤害,全部转嫁到“我”和“我”的母亲身上。“黑山”不老不死,永远伴随着这个家族,成为后代人永久的梦魇。《猴魇》显然也是一个象征型文本,它通过叙述人与猴之间特殊的生存关系,展示了一个哲学命题,人与自然是和谐共生,还是对立戕害,把自己看成世界唯一的“主体”的人类,最终受到惩罚的只能是自己。

表面看,《弑》与《猴魇》是两个相距甚远的文本,一个写古代帝王与臣民的尖锐矛盾,一个写猴子与主人既相依为命又相互仇视的紧张关系。其实还可以往更深层挖掘,即人性、人道的“缺席”,乃是造成“行动元”之间紧张关系的终极原因。两个文本有相似的深层意蕴,可看作是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意义上的“民族寓言”,是民族文化历史在文本中的又一次映照,回荡着上纪末狂飙突进的流韵余响。

“现实型”文本乃《惊虹》的主体部分,具有“贴近当代生活”的特性,在叙事形式上也较为收敛,可看作是戴冰小说创作的一种微调式回归。说明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对小说创作的本质有了返璞归真的认识。《头发的故事》中的马天,平庸无能,但因头发出众而独领小城发型变革的风骚。由于自身没有其他可资利用的资源,当自己的头发优势用尽之日,也就是他败落之时。这一人物,让人想起德国作家浪漫主义作家霍夫曼笔小的侏儒小查克斯,当能掩盖小查克斯一切缺点的“三根魔发”被人揪掉后,他就露出了“侏儒原形”。《斜视》中的倪天琴,天生左眼斜视,她对周围人的评头论足无所适从,逐渐迷失了自我。《名单》里的主人公李小光,偶然发现死去的妻子留有一个画满各种稀奇古怪符号的“密码本”,为了揭开密码背后的“所指”涵义,他花大力气解码分析,无奈所指无限丰富,根本无法破译,他陷入怪圈不能自拔,最后进了疯人院。《非死不可》中的罗安田,为了让女友回心转意,一次次地假装自杀,借以博得周围人的同情,最后丢掉了性命。与“象征型”文本中“行动元”的象征寓言不同,这些人物都是现实中活生生的人,他们地位低微,是标准的小人物,弱势群体。基于自己现实中的真实处境,他们应该理性面对,脚踏实地地站立在大地上,活出人的原真本性,但由于他们判断力缺乏,要么十分任性,要么品性软弱,往往在急剧变革的社会现实面前难以正确应对,最终成为生活的败北者。

“幻想型”文本主要讲述那些不满现状,但又不知如何行动的“幻想家”的追梦经历。《做梦的故事》中的张一光,热衷探讨一些对现实毫无益处的鬼魅之事,修炼一些荒诞不经的歪门邪道,初开始还能得到一些猎奇者的关注,到后来竟至无人理睬。为了自我确证,他孤注一掷,把自己封闭在自家老屋的夹墙里练功,被人发现时已是白骨一堆。《拾枪》中的老莫,本是一个残疾人,却不切实际地幻想自己成为一个“英雄”,这种幻想作为心理补偿并不越轨,但在他偶然捡到一把手枪之后,情况发生了改变,他竟心血来潮,携带手枪,推着卖冰棍的小车,要到曾经欺负过自己的地痞流氓黄辣丁的地盘走一遭,其结果是不但没有风光,假腿却被黄辣丁打得粉碎。伴随着他假肢的破碎,老莫的英雄梦也随之破灭。《天籁》中的林琛,痴迷音乐,几近疯狂,但最终他还是无法超越物质的压抑,为滚滚红尘所淹没。

以上三种“行动元”类型,代表着戴冰对当代社会主体人格的理解。“象征型”文本人物过于狡智,他们崇拜权力,刚愎自用,以为凭借自己的小聪明就可以征服一切,其实恰好掉进了自己设置的智力的陷阱之中;“现实型”文本人物属于“唯实主义者”,因此显得愚笨低能,缺乏方向感。“幻想型”文本人物过于自恋,显得幼稚可笑,他们虽有毅力,但其行动与目的常常是南辕北辙,故更加具有讽刺意味。

除了三种有代表性的“行动元”外,戴冰小说中还有许多“我”的存在,他们灵活穿行于各种文本之间,隐约带有作者本人的心理印记,需要特别关注。“我”系列大致可定位为“窥视者”角色,他们在不动生色的叙述中品评当下人的心理缺陷:厌恶缺乏人道的“强者”,同情还算善良的“弱者”,讽刺不切实际的“幻想者”。他们清醒而不拘谨,但也无能为力,因此自己的努力就如“一颗石子掉进河心”,虽有叮咚声响,但漾不起更多的波澜,接下来的只能是复归平静。《天籁》中的“我”就是这样的角色,“我”从林琛的经历中,窥见了自己的影子:曾经坚挺的理想经过现实的磨损,光阴的侵蚀,逐渐变得模糊、黯淡,任谁也无法保持常新。戴冰在自己的小说中不止一次地重写“一颗石子掉落河心”这一符码,从符号学上讲,是石子的弱小、静态,与河流的强大、动态构成的“不对称对立关系”,从深层心理学上说,它是作家对自己的行动力、话语权力所处的状态的隐喻表达。“我”并不甘心做一粒坠入河心的无声无息的石子,但现实似乎不可超越,因此,只有文本才是自由倾诉烦恼的最佳场所。

                      

          (注:李广仓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情报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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