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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明贤:属于未来和远方的写作者

2018-1-23 14:32| 发布者: 魏荣钊| 查看: 450| 评论: 0|原作者: 杜丽

摘要: 戴明贤:属于未来和远方的写作者大约十年前,经由钱理群教授推荐,我有幸读到戴明贤先生写安顺人事的散文集《石城浮世绘》。那时,戴明贤先生的名字于我是完全陌生的,贵州更是一个十分遥远的存在。薄薄的一卷书稿, ...

戴明贤:属于未来和远方的写作者

大约十年前,经由钱理群教授推荐,我有幸读到戴明贤先生写安顺人事的散文集《石城浮世绘》。那时,戴明贤先生的名字于我是完全陌生的,贵州更是一个十分遥远的存在。

薄薄的一卷书稿,淡淡的家常文字,展读之下,立刻被书中描写的那个逝去的年代,那个远方的世界,那些众生的命运所打动。在对作者没有更多了解的情况下,年轻的我竟然胆大妄为,将原来的书名改为《一个人的安顺》,在我供职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十年过去了,十年间,感谢戴明贤先生的信任,我们作为编辑和作者四度合作,北京—贵阳之间书稿、信件、邮件多次返还。翻译家李文俊先生曾经这样谈起他和福克纳之间的缘分:他说自己虽然从来没有见过福克纳本人,但自感比福克纳的家人朋友似乎更加了解这位美国作家,因为通过字字句句的翻译推敲,仿佛已经踏上了作家精神世界的花园幽径。我相信此言不虚。通过编辑戴明贤先生的四本(三种)作品,借用一个西方哲学的概念,我感觉自己也对这位前辈作家的心灵世界仿佛有了更多的“同情之理解”(这里的“同情”是感同身受的“共情”之意)。

在我看来,戴明贤先生虽然远离喧嚣,幽居贵州,但其思想和文字却颇具前沿性和先锋性;虽然始终保持着传统士大夫的生活品味,但其每一篇作品都有着自觉的文体追求和艺术用心,可以说,他是有着史家视野的散文家,有着世界眼光的贵州乡土作家,有着传统情怀的当代作家。

 

一、中国文学的又一“城”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向有“两传一城”的说法,其中“两传”指的是萧红的《呼兰河传》,孙犁的《铁木前传》。“一城”则是沈从文的《边城》。三部作品都是传世经典:写的都是故乡人物和往事,人物命运都令人唏嘘感叹,艺术风格都是深挚隽永。我以为,戴明贤先生的《一个人的安顺》是为中国文学又贡献了“一城”,以后再谈起这四部永恒的经典时,完全可以说,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有“两传两城”。

现在看起来,我当年为《石城浮世绘》改书名为《一个人的安顺》虽然是出于图书市场的考虑,但从今天的角度看来:“石城浮世绘”的确是更为恰切的书名。这是一本有着“史”的自觉意识的潜心之作。作者在“后记”中自述虽然久已想写,但直到年事渐长,阅历加深,尤其是读了一些文化人类学著作后,才进一步意识到童年的家乡“有一份自己的文化”、“是一个完整的文化生态圈”,于是,“按记忆实录”,以抗战前后这一时段的小社会为对象,以社会群体为单位作白描勾勒这一“惬心的形式”也就水到渠成,油然而生了。实际上,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是在苦苦寻觅到不同的“惬心形式”后才开始动笔的,属于当代为数不多的有着自觉文体意识且能付诸实施的写作者。

当代作家中专注于写一个地方的作家不在少数,贾平凹专注于商州和西安,多年苦心经营;莫言专注于高密东北乡,一发而不可收,还因此走向世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再次证明了“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句名言;我们也可以进一步说,越是地域的,也就越是中国的。戴明贤先生专注于家乡安顺、贵州,自成一家,读者远在贵州之外;而不同于其他作家的是,其作品除了醇厚的艺术性,还透出他有着自觉的学者情怀:在文学之外的“史”的意识。

说《一个人的安顺》有着“史”的自觉意识,固然是因为,作者自觉地记录下了当时安顺的城市地图,建筑地标,尤其是各个社会阶层、社会结构、人物群像、人情风物、饮食习俗,乃至方言俚语。正如作者所说,号为“黔之腹、滇之喉”的安顺历史上一直有着特殊的重要地位,明朝初期的屯军和抗战时期的流亡两次大规模移民所形成的“五方杂处”的社会局面,令内地的主流文化以独特的方式冲击、融合着小城的传统。虽然其地理位置相对于内地文化中心显得偏远,实际上最远的也是最近的——流亡的“下江人”带来的异质文化、抗战剧团的演出、影院的电影,加上传统戏曲都是当时的风气之先,小城的人们,尤其是作者的姐姐明端、明坤这样的年轻人立刻就被熏陶乃至直接参与其中。

然而,在我看来,作者的写作目的不止于“实录”,他还有着更高的艺术追求。虽然这追求往往被其平实质朴的文字所遮蔽,但明眼的读者还是能够准确地与作者的艺术世界接上头,并在其中深深迷醉。

文学不是政治,它是一种温柔的劝导和说服。为了说服读者,小说家用故事做迷药,诗歌弹奏着永恒致命的旋律,更多承载思想的散文要靠什么呢?哪一种写作幻术足以将散文所携带的思想诉诸读者的感官,让他们清醒地入迷呢?弗吉尼亚伍尔夫认为,散文随笔仰赖的纯是作者个人语言的魔力,是“将短暂人生的声音,透过个人语言的迷蒙烟雾,提升到永恒融洽的国度”。于是,在每一缕烟雾升起之处,作者思想的耳语说服了读者的理性。而曾几何时,我们的散文还不甚明了“劝导”这门温柔的艺术,在秦牧、杨朔的时代,散文似乎更多地“教导”着读者,要么是不甚顾及读者感受的独自“抒情”。这样的写法在那个时代是好的,是被允许的,是得到呼应的,而在今天,则是“劝导”艺术制胜的时代,只有深谙这门艺术的写作者才能俘获读者的心。戴明贤先生显然就是这样一位高妙的劝导者。

具体到《一个人的安顺》,那么多家国旧事,许多桩辛苦遭逢,其中不乏惊心动魄、刻骨铭心者,作者也只是淡淡起笔,从“莹白的石头城”写起,用最质朴无华的文字,最轻言慢语的语调,娓娓道来,并不急于去动手抓住读者,读者却在不知不觉中被慢慢打动,以致深陷其中,难以释怀。在写法上,他揉合了电影、戏剧、小说、诗歌等各种艺术形式,甚至传统绘画的“留白”手法,言尽意远,给人以无穷回味。文字则保持着慢速,朴拙的手工感,手艺感,仿佛是一针一线手工缝制起来的,针脚绵密细致,读来回味悠长。这在当下很多粗针疏脚,以炫取胜的写作潮流中实属凤毛麟角。

 

二、微观历史:物的前世今生

 

戴明贤先生曾用“浮屠不三宿桑下”恐生留恋之情的典故,表达自己对有情世界的多情与牵挂,并深深自责。同样的自责,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也有一个差不多类似的表述——“我有个自责甚深、始终渴望改正而未能戒除的毛病,那就是对持有相当时日的事物每每保有一份忠诚。例如经年穿戴的一件衣服、一顶帽子,或者是一把惯使的手杖,一间久居的老屋……一旦离开它们,总觉得浑身不对劲,或内心隐隐作痛,更遑论其他刻骨铭心的割舍和分离了。”中西两位作家用不同的表述方式,表达了同样的对旧物的留恋,也是对记忆的留恋。

《物之物语》可以说是《一个人的安顺》的续篇,叙述的是1950年代以后的人事,以“物件之历史”的视角切入,刻绘父母流传下来的老物件、友朋间赠送的书面及小物品、以及一些老照片等所蕴涵的人生故事。这本书打动我的地方在于一个“惜”字——如今是一个物质消费的年代,“一次性”取代了永久使用,“升级换代”替代了代代相传,闪闪发光的“新”取代了旧物的手泽和斑驳。很多旧物连同传统一起被迅速地放弃和遗忘,但人的生活是有连续性的——“现在”经由“过去”而来,失去了“过去”,“现在”也就失去了根基。蔓延在社会上的普遍焦虑情绪就跟失去了“连续性”不无关系。此时,这本书所表现出的惜物、惜人、借光阴、惜旧情、惜缘分、惜传统的情怀,就显得格外安详、自足、富有启示。

这本书里,再次彰显出作者自觉的文体意识和独特的语言魔力——全书共五十四篇,写出了五十四件寻常又不寻常的“物”的幽微历史。尤其是,其中很多的物与人都是不入通常写作者法眼的家常物件、平凡人物,作者却独具慧眼和慈心,能发现其物存在的真理,其人内心的绚烂,从容勾勒其脉络,耐心梳理其来历,从而写出一个时代的风雨雷鸣;那个笼罩着政治风云的年月,那些以各自耐力与韧性维系自己存在的人物,读完他们的这段“小历史”,谁敢再说只有英雄人物才有资格入史?这种看待物、看待人、看历史的眼光,岂不暗合了法国年鉴派微观史学的路子?书中所写的“贵州往事,且行且忆”岂不完全可以远播他方,传之久远?

 

三、一个写作者的生命哲学

 

身处这个火热的时代,一个写作者如何存在、如何自处;一个地处贵州这样相对于“中心”略显偏远之地的写作者如何存在、如何自处,乃至如何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开拓写作资源。对此,戴明贤先生的新作——《子午山孩——郑珍:人与诗》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样本。实际上,多年以来,戴明贤先生自己的生活就一直渗透着审美感——家常的审美感,他是少数能将生活与作品融为一体、做人与做文和谐一致的作家。

在讲到法国作家蒙田时,弗吉尼亚•伍尔夫这样说到他的归隐的生活哲学:“倘若没有引导,没有范例,要过好幽居生活比过好公共生活困难得多。这是一种艺术,需要每个人独自钻研。读书,不是为了求知或者谋生,而是为了把交流扩大到不同时代、不同地域。”

戴明贤先生不是隐居者,作为深受儒家文化传统影响的安顺子民,他在现实与理想、功名富贵与心灵独立之间有自己的取舍,也有对现实的妥协。在说到自己身处的贵州时,他这样说:“贵州建省晚,僻处西南一角,从来不受先进地区、主流文化的青眼。”作为一个写作者,身处偏远之地,如何在凡庸的日常生活中开拓写作资源,戴明贤先生选择了乡先贤郑珍作为交流对象,所以,他写郑珍诗传,就像是在写自己,是为了“把交流扩大到不同时代、不同地域。”

做到了,这种相隔不同时空的交流是如何有效,如此深刻、如此默契,以至邵燕祥先生在序言中说是作者“发现”了郑珍的存在。经由这发现,读完全书,生活于一二百年前的这位诗人,“已经成为我声息相闻的近邻,忘年相交的契友,可以月下同游,可以花前对饮,可以雨夜联床”,“而不问是十九世纪还是二十一世纪了”。

尽管如此,如何让生活于一二百年前的经学诗人的诗能为当代读者所理解,作者很是费了一番苦心,除了用他自己最拿手的散文翻译出一首首原诗之外,还用了很多心思还原郑诗的精神,注重百载之下读者的感受。如在一八三九年九月与僧人登山留书复与友人乘船玩山的情节后,作者用一句“这是郑子尹数十年阴霾中一个珍稀的响晴天”作结,一句话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让近二百年后的我们发出会心会意的微笑。

按照接受美学的理论,一个作家的作品是由写作者和阅读者共同创造的。戴明贤先生的这几本书,都不是热销书,但是,作为责编,我送出去的每一本书都有欣喜的回应,这就是文化积累、文化效益。有机会来贵州的朋友都想来见见戴明贤先生,都想去一趟安顺。有朋友在安顺看到戴明贤先生手书的匾额都兴奋地打来电话——的确,戴明贤先生已经成为“贵州的文化名片”、“安顺的文化名片”,他的读者都是高品质读者。这是一个小众阅读的年代。我坚信,一本书的价值不在于它销售了多少册,而在于它被多少个读者用心细读,被多少个读者珍藏在心头。在这个意义,戴明贤先生的乡土系列作品更丰富的意义还在未来,在远方,等待更多读者的阅读和发现。 

 

    杜丽:女,作家,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民进中央出版委员会委员。出版有散文集《美好的敌人》《带绿色玻璃罩的台灯》《为卡尔文疯狂》《蓝色手指》等。现供职于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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