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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漠散文《从江散记》

2018-1-13 14:53| 发布者: 魏荣钊| 查看: 1560| 评论: 0|原作者: 雪漠|来自: 作协组联部

摘要: 1.岜沙的“三棵树”这次来贵阳,参加百名作家走进从江采风活动,收获颇多,感想也很多,让我看到了一个未曾见过的世界。这个闪耀着独特风采的世界,确实让我眼前一亮。我对地域性文化一向很关注,也一直在挖掘和研究 ...

1.岜沙的“三棵树”

 

这次来贵阳,参加百名作家走进从江采风活动,收获颇多,感想也很多,让我看到了一个未曾见过的世界。这个闪耀着独特风采的世界,确实让我眼前一亮。

我对地域性文化一向很关注,也一直在挖掘和研究。我说过,一个人要想获得真正的成功,必须有三条根:文化之根、信仰之根、生命之根。这三条根如三足鼎立,构成整个人生背后的文化支撑。其中的文化之根,就包括地域性文化,它如基因一般存在于一个人的生命中。

在从江,除了山美、水美、田美外,这里的人文更美。那种原始性的朴素,有种大美的意蕴。岜沙的树葬习俗、占里的淳朴民风、小黄的侗族大歌等,都给我们带来了一种不一样的思考和启迪。

一进岜沙,那满山惹眼的绿,就醉了我。虽然现在已到仲冬,但这里丝毫没有北方冬天的那种萧条和落寞,有的却是希望和生机。这个被称为“世外桃源”的所在,有一种神秘有待于我们去揭开。

有人说,人类历史上,有两个民族最为苦难:一是西方的犹太民族,另一个就是中国的苗族。这两个民族都经历过无尽的驱赶和杀戮,都有着漫长苦难的迁徙历史。至今,犹太民族仍在世界各地游离着,流浪着,而苗族则在祖国的怀抱中安然自得地生活着,繁衍着。

据《史记》记载,中国历史上最原始、最惨烈、最持久的那场涿鹿大战后,作为战败的蚩尤的后裔,苗族选择了活命,选择了逃离,为躲避战乱,他们从中原一带流徙到贵州大山,藏匿起来。起初,他们以打猎为主,栖于树上,整个森林犹如一道天然屏障,让他们世代安居下来。后来,勤劳的岜沙人自力更生,开荒耕地,自种自织,形成村寨,渐成规模。这种田园式的生活方式一直保持至今。

经历了战乱苦痛的岜沙人,更懂得来之不易的和平和安定。所以,从祖先开始,他们厌恶杀戮,远离暴力,骨子里就有一种向往和平、爱好和平的基因。这种文化,历经千年的历史沉淀,已成岜沙人的生命程序,成为了一种集体无意识。

岜沙是中国最后一个枪手部落。在这里,所有的男人都是枪不离肩,刀不离手,但他们从不乱放枪,只有遇到重大庆典活动,或接待贵宾时,作为一种特殊的礼仪而向天鸣枪。平时,刀枪挂在身上,是他们的一种生活习惯,就如他们穿的圆领土衣,宽大裤脚一样,是他们身上特有的一种装饰而已。据说,因为寨子的治安非常好,从未发生过刀枪伤人事件,所以当地政府和公安部门默许村民可以持枪,但是每一支枪,都要在公安部门登记备案。

岜(当地方言读bia)沙,苗语为草木繁多的意思。顾名思义,岜沙地区是以高山森林为主,绿色是这里的主旋律。在岜沙人的心中,树就是他们的保护神。人的一切都是树给予的,他们是大自然的子孙。自古至今,他们都非常崇拜树,敬畏树,可以说,树就是他们的图腾。山里的那些老树、古树,就像神灵和祖宗一样庇护着他们。

岜沙男子头顶的发髻,被称为“户棍”,像护法神一样,象征青山,而四周的头发都要被剃掉。他们认为,只有把四周的杂草清除掉,才能让树木有充足的养分。于是,在岜沙就有了“头不剃光青山在,山不让荒树常青”的千年古训。

岜沙人一生有三棵树:生命树、消灾树、常青树。一个孩子出生之后,父母会为他种上一棵树,叫生命树。生命树意味着人随树一起成长,从生到老的过程。死后,树被砍倒做成棺木,人与树合一,一起归于自然。所以,岜沙人说:“人来源于自然,归于自然;生不带来一根丝,死不带走一寸木。”这种生命观,和西部人是一样的。西部人认为,生命是虚幻的,它只是一个过程,不要执著它。所以,西部人知足常乐,安分守己,也从来不贪,活得很从容,很坦然。

这里的孩子,在十五岁之前,也即成人之前,都要由寨上德高望重的寨老为他指定一棵野生的树,叫消灾树。从童年到成年之间,男女孩子要经常祭拜他的这棵消灾树,据说它会代替他消去一些灾难。至于能否真正消灾,我们且不论。至少,在岜沙人心里,树如神灵一般,无所不能,能赐福,能消灾。他们信仰萨满教,认为万物有灵,对大自然始终怀有敬畏之心、感恩之心,而不是掠夺之心、占有之心。

第三棵树,是常青树。人离世后,在埋葬他的地方,再种上一棵树,叫常青树。人埋在树底下,与树长眠。人虽离去了,但生命以树的形式继续存在着,延续着,生生不息。岜沙人就以这种独有的树葬方式,实现着人类的终极梦想——永恒。

在西部,人死后,除了土葬、火葬外,还有一种天葬。我在长篇小说《猎原》里,就写到了一个藏族女孩拉姆的天葬。那天葬,就是用自己已无用的身子,去喂那强大的神鹰。喂饱它们后,它们就不再吞食比自己更弱小的众生了。西部人认为,生命终究会消散的,而行为所承载的那种利众精神,能够相对地永恒。我在小说里写道:“美丽的拉姆从世上消失了。那美丽的肉体,原是地、水、火、风的组合,该散时,也就散了。另一个拉姆却活着,在猛子心头忽闪,想来,这就是所谓的精神了。那饲虎的身和喂鹰的肉早不见了。那故事却在。那精神,也随这故事传了下来,传给一个个活着的人。”

这次给我们做导游的是一个年轻的岜沙小伙,他是黑苗人,在外念过高中,但之前从没出过寨子。据他介绍,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岜沙人也慢慢走出了村寨,看到了外面的世界。从前只说苗语的村民,也学会了普通话,有些还能说上一两句简单的英语。如今,寨子里也有了电视,有了网络,有了手机,很多姑娘、小伙也外出打工了,毕竟这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你想封闭起来,你想不予理睬,都是不可能的。

当外来商业文化、西方文化席卷而来的时候,作为岜沙人,作为从江人,如何更好地展示自己本土的优秀文化,如何敞开胸怀汲取其他文化的营养,如何在心灵上实现一种更高的超越,如何向世界奉献一种更为壮阔的大美,这都是值得思考和深究的话题。

 

2.占里的“乡规民约”

 

第二天,我们去了占里侗寨,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村子。听导游说,其独特有二:一是人口增长率几近为零;二是刑事案件发生率为零。这两项零记录,至今令世人惊叹不已。

我们是在一片歌声中走进村子的。村子的两旁是晾杆,用来晾晒粮食,上面挂满了稻子之类的庄稼。这些晾架像一道道屏风,在阳光的照射下,让整个村子显得一片金黄。远处,是一片片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青山如黛,植被非常之好。在群山之中,青瓦、白杨、溪流、田野,近在眼前。寨子美得像一幅古老的画卷,也像一首歌。村子的建筑多是吊脚楼,层次高低不齐,密密麻麻,显得很古朴,很宁静,很原始。

走进村子,感觉走进了另一个世界,有一种历史的沧桑感,仿佛看到了人类久远的过去。这里仍然保留着农耕时代的原始风貌,过着男耕女织的生活。在这里,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老人的脸上显得非常安详、恬静。

占里人和岜沙人一样,都信仰萨满教,他们认为山川大地、江河湖流、日月星辰、花草树木等,都是有灵魂的,都是神灵栖居的地方。所以,他们崇拜自然,敬畏自然,不随意地冒犯自然。他们是一个有信仰、有向往的民族。

据说占里人是吴越人的后裔,从广西梧州那一带迁居到这里。刚来的时候,有五个人,到明末清初的时候,发展到六十多户。但由于土地少,人口多,所以村子进行了独特的管理,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村规民约的管理体制。目前,这个管理体制是由文化来支撑的,这成为占里人的生命程序。

这里的生育观念非常有意思,与别的地方不一样。每对夫妻只准生育一男一女,不准多生。占里人认为,多生孩子没有意义,不实行计划生育的话,是贫穷的根源。在村子的古老巷道里,屋外板壁上随处可见刻有家训古歌的标语牌,如“家养崽多家贫穷,树结果多树翻枝”“占里是一条船,人多了船会翻”“崽多无田种,女多无银两”“一棵树上一窝雀,多了一窝就挨饿”……他们这种有计划地进行生育,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多子多福的观念显然是冲突的,所以这种文化的深层内涵很值得探究。这是自发地进行计划生育的一个古老村落。

在这里,青年男女自由恋爱,倡导晚婚晚育。在没有对外开放、没有接待游客之前,寨子是不与外界通婚的,嫁娶都在本寨内,也即郎不外娶,女不外嫁,这也是他们必须遵守的寨规。而且,这里几乎没有通奸、离婚等现象,婚姻关系非常稳定、和谐。

当然,这里的姑娘不外嫁的原因还在于,她不想到外面多生孩子,受苦受累。这也是对的。这不像在西部藏区,那里生育的孩子太多,家庭负担很重。藏地的女子一辈子都在田里辛苦地劳作,但也仅仅是维持个温饱而已。同时,占里不外娶外面的姑娘,也是怕把外面不好的风气带进来,污染了整个村子。这也是有可能的。有时候,如果出现一个长舌妇的时候,整个寨子的风气就被破坏了。风气一旦被破坏,要想恢复如初,那是很难的。所以,占里人也不喜欢外面的人来定居,来租房,就像不喜欢外面的人嫁到这里一样,总是怕来一些不好的人。这种不好的人,凉州人叫“柺糟子”,也就是人群里的害群之马。他会把一些不好的东西带进来,破坏了当地的民风。

每一户里,姑娘一般都有哥哥或弟弟,在遗产方面,都能得到公平的分配,女孩得棉田,男孩得稻田。同时,父母还要给女儿一份“姑娘田”,谁家若不给女孩姑娘田,不仅会遭人取笑,还有被男方退婚的可能。所以,这里的女孩还是很幸福的,有父母的特殊呵护。老人的儿子如果过早去世,他可以和女儿、女婿一起居住,在大家看来,都是很正常的。所以,在这里女孩和男孩的地位是同等的,不存在歧视女孩的现象,真正实现了一种男女平等。

这一点,与西部的很多地区都有很大的不同。在凉州一些地区,婚姻多由金钱来铺就,从订婚、送婚到娶亲,一路走来,男方都要支付一定数目的这钱那钱,如果满足女方父母的要求,一般是很难娶到老婆的。这种婚姻,其实是另一种变相的交易。于是凉州男人说:“娶来的媳妇买来的驴,任我打来任我骑”“打到的媳妇揉到的面”。娘家人也会说“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姑娘天生是外家狗”,再也不去干预男方家事,在遗产分割方面,姑娘总是理亏。至今,重男轻女、养儿防老的观念,在凉州农村仍然很顽固。为了生儿子,很多家庭都会选择超生,即使负债累累,即使穷得家徒四壁,也要千方百计地要儿子,甚至不惜牺牲自家姑娘的性命。在我的小说《大漠祭》里,一直没儿子的白福宁愿把自己的女儿引弟骗到沙漠里活活冻死,也要生儿子。这种悲剧,在西部的农村仍然是时有发生,让人扼腕叹息的同时,不禁对其背后的深层原因进行反思。

在占里,各家各户的粮仓都要集体地建在一起,与住宅分开一定的距离,而且自古以来,粮仓没人看守,也都不上锁,从来没有发生过偷盗的现象。因为很早以来,祖先就订下了古规,如果谁偷了人家的东西,抓到了,是要活埋掉,这是死罪。但解放过后,这一项古规就被废除了。现在的寨规是“三个120 ”的罚款,也就是说,谁偷了人家的东西,被抓到的话,就罚他120斤米、120斤酒,120斤肉,全部充公,给村里人享用。所以,在这里真的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大家都互帮互助,自觉遵守,村里的治安非常好。

在一些山坳上,我们看到,还有一些长条的木凳和石墩,过往的行人可以停下来休息。路边有井,有泉水,旁边都有竹筒,路人可以随意舀来喝。在鼓楼下,风雨桥上都挂有斗笠、草鞋等,行人都可以随时使用。这一点像藏地,藏民的家里一般不上锁,只要门开着,你就可以进去歇脚。如果你饿了,可以做饭吃,但不要偷东西。你偷东西的话,会被剁掉手,这是很严厉的惩罚。在藏地,小偷总是被人看不起的。在《大漠祭》里,我也写道:“先前,人世间最耻辱的是啥?是男盗女娼。祖先都羞得往供台下跳呢。男的偷东西被人发现,一辈子人就活完了。女人呢?瞎仙说,不小心叫男人碰一下手,都要断臂呢。”在以前,父辈那一代,都是这样认为的,这是农耕文明时代的产物。

占里人和西部人一样,也认为“举头三尺有神明”。天地有眼,祖宗有灵。你做任何一件事,瞒得了别人,瞒不了自己,也瞒不了天地,瞒不了神灵,所以大家都有一种自律、自觉,都凭良心做事,不胡作非为。这里有一种非常好的文化氛围、文化场能,它无形中在指导着、影响着村里人的思维和行为。

走在村道上,这里井然有序,无欺无霸,尊老爱幼,这就是乡规民约管理下的一种民风,非常朴素,非常自然。乡规民约也叫款约,就刻在村子里的石碑上。这个“款”是侗族社会的民间组织形式,一个款一个款,像条约一样,带有一种军事联盟的味道。它可以跨地区,跨县,甚至跨省,把几十个、上百个村子组成一个联盟,称为大款。有时候,小到一个村子,几个家族也可以组成一个联盟,也可以为款,称为小款。每一次联盟之后,都有相应的约定,叫乡规民约。款约的内容非常丰富、非常细,涉及到各个领域,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管理等,可操作性很强,有点像现在的法律法规。

据说,“萨岁”是侗族人所崇拜的女神,能驱邪除恶,保寨安民。萨岁的“萨”,侗语是祖母的意思,相当于汉语中的奶奶。萨岁,意思就是大族奶奶。据说这个村子曾遭遇过外来人的入侵,为了抵御外侵者,大族奶奶带领村里人英勇抵抗,后来失败之后,大族奶奶跳崖自尽。殉难之后,她成为神灵,一直保护着这个村子。现在,每年过节的时候,村人都要置办丰盛的礼物,来祭祀萨岁,纪念这位伟大的女英雄。

每年农历的二月初一、八月初一,村里人都要在鼓楼坪上举行大型盟誓活动,寨老对着鼓楼坪上三块巨石,指石为证,重读各种规约,然后大家喝鸡血酒发誓。这些誓言有提倡的和禁止的内容,还有违禁的处理条款。这种仪式有点像基督徒把手放在《圣经》上发誓,也有点像佛教徒在佛陀面前发誓的一样,他们向神灵发誓。他们的“萨”,就是至高无上的神,也是乡规民约的监督者、执行者,有点像佛教护法神的味道。

在《匈奴的子孙》里,我也写到匈奴人对自然神的信仰,他们崇拜天和日月,也有一点萨满教的味道。他们盟誓的时候,一般都会指天发誓,也就是对天发誓。如果谁敢违背誓约,就会被人们认为是受天不祥。匈奴人认为天神是诸神的最高主宰,人间祸福均源于天的意志,顺天则吉祥,逆天则有难。

在其他地区,刑事犯罪率居高不下,争斗纠纷时常发生,而在这里,刑事案件发生率为零,这不禁让人感叹,这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方。这源于他们对乡规民约的认可和执行,对本族文化的传承和教育。他们有一套完整的教育体制,包括讲款活动、唱侗歌、摆古、父母亲族教育等,执行得都很具体,很到位,管理得非常好。如果有人违反了乡规民约,或者有其他的违规、违德行为,轻则训诫、惩罚,重则会被赶出寨门,意味着你就不是寨里的人了。

可见,占里人是有信仰的。他们的信仰未必是宗教意义上的信仰,而更多的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潜移默化。这种影响,对他们来说,就像是空气一样,已经渗透到他们的生命深处,变成了一种挥之不去的东西。他们的口中不一定有神啊、道啊、萨啊这样的字眼,但是他们的生命基因中就有这个东西,这是他们生命的程序、生命的本能。

 

3.侗族大歌与西部民歌

 

小黄的“侗族大歌”,享誉海内外。小黄被称为“侗族窝”,是歌的故乡、歌的海洋。这一次,有机会能亲眼目睹一下其风采,感觉真的是不虚此行。

我们一来到村口,就被一群穿着民族传统服饰的侗族女孩围住了,她们唱着“拦路歌”,端着“拦路酒”,以迎接贵宾的最高礼仪将我们迎进村里。这里的女孩,年龄都不大,看起来很腼腆,但都能歌善舞,而且酒量特别大。她们笑起来很甜,很灿烂,唱歌的时候,都非常卖力。

当日,中国·从江第四届侗族大歌节传承保护发展百村歌唱大赛就在小黄村举行,3000多名侗族女子齐唱侗族大歌,整个场面非常壮观。侗族大歌是侗族一种多声部、无伴奏、无指挥的民间合唱形式,2009年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小黄侗寨,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这里的姑娘、小伙一生下来,就跟着他们的父母学唱歌,个个都是歌手,所以唱歌是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据知,侗家人常说的一句话是“饭养身,歌养心”,也就是说,他们把“歌”看成是与“饭”同样重要的事。他们视歌为宝,认为歌就是知识,就是文化,谁掌握的歌多,谁就是有知识的人。在这里,歌师最受人尊重,他是整个民族文化和精神的载体。“汉人有字传书本,侗族无字传歌声;祖辈传唱到父辈,父辈传唱到儿孙。”所以,一定意义上说,侗族大歌也是侗族人的“史歌”,也是他们的“史记”,要想研究侗族文化,不能不了解侗族大歌。

这一点,西部的凉州贤孝与侗族大歌很相似。凉州贤孝也以口传为主,没有文字记载,除了官方正史之外,另一种意义上说凉州贤孝是民间历史,它反映的多是百姓生活。对于凉州贤孝,我在很多文章中都已谈到,还专门著文述之。

凉州贤孝和侗族大歌一样,历史非常悠久,都是民间百姓自发演绎而成的民歌。凉州贤孝是“西北之魂”,是百科全书似的文化活化石,它包括文学、哲学、历史、宗教、民俗、社会学、语言学,还有建筑园林等,曲目多如繁星,内容渗透了一种佛道精神、民俗风情、民众文化、民众心态等。从严格意义上说,凉州贤孝是一部百姓的苦难史,从春秋战国到当代,百姓的所有苦难,贤孝都有记载,大至天下大事,小到邻居纠纷,无不包容。它承载着中国文化的全息。凉州贤孝对我创作的滋养,多体现在我的“大漠三部曲”(《大漠祭》《猎原》《白虎关》)中。这三部小说,我写了二十年,里面渗透了凉州贤孝的精神和智慧。

侗族大歌,其内容主要包括歌唱自然、劳动、爱情以及人间友谊,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和谐之声。正因如此,凡大歌流行的侗寨,人与人和睦相处,互帮互助,人心向善,民风淳朴,在这种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孩子,大都积极乐观、自信开朗、心地善良,品格高尚。凉州贤孝也是如此,也有教化的作用,其中的“贤”,就是做人要贤德;“孝”,就是孝顺父母,孝敬老人。“贤”,是面向社会的;“孝”,是面向父母家人的,里外都要做个好人。一个从小就听贤孝长大的人,他就会有很高的道德底线,就会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这是最朴素的道理。

侗族大歌,一领众和,多人齐唱,浑厚辽阔,声震天际,世人所瞩目,在这个时代里,闪耀着它独有的光芒。而比起侗族大歌来,西部民歌却有着另一种命运。西部民歌往往是一人放歌,独自陶醉,不为世人所熟知,显得沉寂、孤独而高贵。两者之区别,与其诞生的文化土壤、生存环境、挖掘力度、传播影响等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相较于南方土地的温润秀丽来说,西部大地显得粗犷而辽阔,有一种岁月的沧桑和生命的厚度,充满了生命的质感,还有一种灵魂的力量。它跟凉州贤孝很像,是有重量的——不是物理上的重量,而是灵魂的重量。望着它,你就会感觉到无数灵魂的挣扎。生存环境的贫瘠,让世世代代的西部人不得不去寻找自己活着的意义:在艰难的生存空间当中,一个人如何活下去,为什么要活下去?对于西部人来说,活的理由有时比活的过程更重要。为了这种活着的理由,他们宁可放弃生命。这种理由有时很大,可以承担救世的责任,比如西藏民歌中就有普度众生的内容;更多的时候,西部人活着的理由仅仅是爱。为了爱,他们可以选择不活。西部民歌花儿中就有许多这样的内容。所以,西部民歌有一种灵魂撕裂般的东西,那是西部人“活着的意义”。

西部人唱歌,出自灵魂,流向自然,这仅仅是生命的需要。他甚至不需要有欣赏他的人,哪怕天地之间,只有他一个人,他也会放开歌喉,唱出他生命里最美的歌。唱歌成为他最大的生命理由。唱歌不是为了表演,唱歌本身就是目的,是一种生命的需要。

如今,侗族大歌已成从江旅游产业的“七个一”之一,是从江对外宣传非常重要的一张“名片”,它为从江的旅游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也带动了从江未来的发展和创新。这时,我就在想,当今时代,侗族大歌存在的理由是什么?它为什么能保持如此旺盛的生命力?它又为什么能唱响世界的舞台?而西部民歌却已失去了往日的生机,在这个时代中已“老”了,它渐行渐远,已被世界所遗忘,所忽视了。所以,所有的文化也罢,传统曲艺也罢,如果不能变成人的生活的一部分,就很难存活下去。这一点,侗族大歌做得就非常好,每个侗族孩子一生下来就沐浴此歌,就在歌的海洋中成长,唱歌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每个人都是侗族大歌的载体、传承者,他们就是以这种方式薪火相传的。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地方。

因为时代在发展,经济的发展也是大势所向,我们不可能——也没必要——对抗这样的潮流,但我们应该展示善文化的美好和存在,发掘善文化中能够与时俱进的基因,让世界发现,商业文明和大善文化并不是互相排斥的,虽然它们有着不同的文化基因,但两种基因并不是不能相容的,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群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寻求发展的同时,其实完全可以制定另外的一种目标,或是给自己树立一个善的坚守、一种更大的意义。

 

(雪漠:原名陈开红。中国国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甘肃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东莞文联委员、东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东莞民间艺术家协会副会长。广州市香巴文化研究院院长。1963年,出生于甘肃凉州城北洪祥乡。从1988年—2000年,历时12年创作《大漠祭》。

代表作品有:《大漠祭》、《猎原》、《白虎关》、《西夏咒》、《西夏的苍狼》、《无死的金刚心》等,已被列入北京大学、上海复旦大学、兰州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高校的研究专题。雪漠被甘肃省委、省政府等部门授予“甘肃省优秀专家”、“甘肃省德艺双馨文艺家”、“甘肃省拔尖创新人才”。2002年3月,雪漠荣获冯牧文学奖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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