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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草的空间

2015-9-25 11:10| 发布者: 魏荣钊| 查看: 1620| 评论: 0|原作者: 戴明贤|来自: 文艺报

摘要: 认识杨打铁多年,但没读过她的小说。她发表小说的时候,我已不大接触文学刊物。前些日子儿子带了一本《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布依族卷》回家,见目录上有她的《碎麦草》,顺手翻出读了

        每天读书,不一定每天有“读后感”,最近有两本书却引出来一些想法。一本是杨打铁的小说《碎麦草》;一本是两岸的记实散文《昨天已成今日》。巧得很:两位都是女性,都是随父母在东北长大的贵州人,都“南归”到贵阳,都写了童年和当下。还有,两位的观察力、记忆力和文字功力都极好。

  认识杨打铁多年,但没读过她的小说。她发表小说的时候,我已不大接触文学刊物。前些日子儿子带了一本《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布依族卷》回家,见目录上有她的《碎麦草》,顺手翻出读了。以一个小女孩的眼睛看“文革”前后的小城生活。那东北话和“镶嵌画”式的写法,很喜欢。作家的“口音”对我读小说有左右情绪的力量。以东北、河北话写的小说,像骆宾基、孙犁、梁斌,我读来有一种爽朗诚挚的说服力。用京津话,会觉得生动有余,不那么恳切。四川话更有过之,名篇《在其香居茶馆里》,过度运用川语,读起来眼里耳里都是荆棘。用广东话写的《三家巷》《虾球传》,则觉味薄。写散文可以不带或少带“口音”,小说非得有方音方言。写诗不能有口音,诗是酒,得纯;小说是饭,要讲究菜系。有一文友,北京人,在贵州工作几十年,用普通话写贵州农村题材的小说和话剧,读起来叫人哭笑不得。他问我为什么不用普通话写小说,我说蒸馏水“嘛味儿”没有,小说也不承担普及普通话的使命。巴尔扎克的中译者傅雷先生说:“纯粹用普通话吧,淡而无味,生趣索然,不能作为艺术工具。”译文如此,何况创作。语言是文学的第一要素,思想、情感、文体、风格都靠语言作载体。而讨论文学语言必得有具体对象来“望、闻、问、切”。常见有些论文学语言的文章,纯理论地极言其重要性,引经据典,而通篇无一正例反例,令我想起鲁迅的形容:把箭在手里搓来搓去,连赞“好箭好箭”,就是不射出去。其实真正的作家没有不讲究语言的,需要的不是常识性的“空对空导弹”。“镶嵌画”是一种以小粒宝石拼贴成人物、风景等画面的画种,流行于中亚地区;也有画家用笔模仿镶嵌画,都产生过世界名作。我所谓“镶嵌画式的写法”,就是着力写细节,情节是通过密集的细节带出来的,有别于在情节骨架中装细节的写法。

  杨打铁善于东一句西一句就把许多情节交代了。随便抄一段:“老太太死后,那个昏睡者被人带到别处去了,房子空下来好长时间没人住。春天的时候,老校长家的院子里又长出韭菜,不时有人进去采一把。韭菜开花的时候,白蝴蝶飞回来,可我和安武已经没兴趣逗它们。我们碰见蝙蝠,他说他要去北大荒,回来找一只旧皮箱。蝙蝠还不到十六岁,他说过他上学比别人早,还跳过级。我问他,北大荒真是一块很大的荒地吗?他一本正经地说,当然,无边无际,净是兔子。蝙蝠长得真帅,笑嘻嘻地跟我们胡扯了几句。那天全县敲锣打鼓地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一辆接一辆的‘大解放’拉着他们招摇过市,到了我也没看见蝙蝠。”简直浓缩了一段小沧桑。读她的小说,奇怪她年纪不大,怎么这样谙熟人生,洞达世态,一派“冷眼看世界”的架势,不动声色地抖落芸芸众生的那些“破事儿”。集子里最长的一篇《心作良田》,时间跨越大半个世纪,情节曲折,悬念多多,写“改天换地”时期那些事,居然我这个年龄的亲历者没发观破绽,这不容易。不像许多此类作品(有的还“好评如潮”)随处穿帮露馅闹笑话。

       

                                                                                                                              杨打铁近照

       她笔下的当下生活,那些人物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感情,可以用契诃夫的几个篇名来概括:《被掘掉根的人》《冷血》《在峡谷里》《第六病房》和《乏味的故事》。这些人物和他们的生活,对我来说,既陌生而又知其真实(我虽“宅”,毕竟每天通过见闻和新闻媒介了解现实)。看的不是她说什么,看的是她怎么说。《桑塔·露琪亚》里,一个小公务员被旧日同学——一个牛皮哄哄的都市混混把一套新住宅偷偷卖掉,携款溜走,但不敢报案,因为买房的钱是在机关工作分得的赃款,头头当然得大头,怕报案引火烧身,只好硬咽苦果。无意中惹出这场祸事的另一位老同学因此无比歉疚,无脸再见故人。很久以后,他忽然接到那位“苦主”千里外打来的电话,说是在电视里看到了他。他在准备婚事期间,被未婚妻拉到电视台的“相亲”节目中露露脸,不想节目做完未婚妻就瞧不上他,把他甩了。老朋友在电话里没提旧事,只夸他在节目中唱那首意大利歌曲比过去还唱得好,顺便告诉他,这“桑塔·露琪亚”并非过去以为的一位美女,而是一座教堂。这时作者笔墨宕开:“没想到隔着几千公里,我们在电话里认真地谈起这种事儿。就好像我们一直过着幸福高尚的生活,从没放弃理想和信念,从不妥协退让,从不同流合污,从不玩世不恭;我们没有受到污染,没有受到捉弄和伤害。我们不知道什么叫迷惘和困惑,一切都来得真实自然。我们真诚无比地怀念一座我们从未见过的耸立于海岛之上的小教堂,到了夜晚它透出五颜六色的灯光,看上去就跟灯塔一样。我们都喜欢红色,红色最有穿透力。我们一致认为,当人们夜晚归航,远远地看到桑塔·露琪亚,就感觉回到家了……这时我几乎热泪盈眶,我说,他们怎么给教堂取了这么美的名字?”这结尾精彩,透出很深的困惑、无奈和哀伤。那些平凡而美好的东西都没了,我们还剩下什么?

  如果说杨打铁像一位惯看生死的外科大夫念病历,对人生撕皮见血;那两岸就是个温情女教师,轻声哼唱《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两岸本名邓君,我也认识,知道她诗写得好,但最先读到的是散文《爸爸》。儿子推荐给我,一读大受震撼,几次忍不住掉泪。孤儿。羊倌。当兵。守水库。对妻子言听计从,叫他退职他就退了职,叫他把退职金交给她经商他就交,结果妻子经商失败甩了他。虽有妻子女儿,常年守水库不能回家,做伴的永远是一只口琴,永远只会吹一首《王二小》。有一次暑假,两个女儿去水库看他,从早晨走到天黑。月亮作灯,一夜里山风撼得牛毛毡乱响。第二天对女儿说:“走!我带你们去找饭吃。”(他与附近农民相处不错。有个农妇被毒蛇咬了,他摸黑上山采药结果采错药,嚼碎敷伤时自己也中了毒,嘴脸肿成了另一个伤口。)爷儿仨翻山到一户农家,“得到的却是冷冷的招待,坐到下午了,那家人也不吃早饭。最后我们只好一人喝一瓢凉水起身告辞。下一户人家在两里之外,我和妹妹又累又饿,拉着脸不跟父亲说话。父亲去谁家地里摘了几个西红柿给我们,我们才消了气。在一片低矮的山坡上,父亲拿出口琴吹《王二小》,琴声越过李树和田坎,越过牛的脊背,翻过山坳……我和妹妹在草丛里找野地瓜,回过头,看见父亲两手抱着膝盖望着远处,脸上带着未有过的笑容。”“在另一户人家,我们终于吃到了一顿包谷稀饭,虽然那家人自始至终不冷不热,我们还是觉得受到了款待。借着月光往父亲的住地走。父亲告诉我们,发亮的地方不能踩——我永远记得牛脚印里的月光。”他有过一次幸福时刻:“有一年,大年三十早上父亲才到家,看见母亲把灶台摆得花花绿绿的,他比我们还兴奋,进进出出都要跳起来用手摸一下那并不高的楼顶。有一次跳得太高,脑门儿一下撞在门楣上,鲜血直流。吃年夜饭的时候,父亲头上缠着纱布,像个做错事的孩子,夹一筷子菜,偷看母亲一眼。父亲最喜欢吃汤圆,可是因为糯食不利于伤口愈合,母亲不许父亲吃。把碗筷收进厨房时,父亲趁母亲不注意,抓了一个汤圆飞快塞进嘴里。”他对贫乏无怨尤,对儿女无要求,“就是病倒在床上,还带着歉意,认为拖累我了。一杯开水,他要握一会儿才喝,像是暖手,像是等水凉,其实因为是女儿倒的。”最后的日子,“我去到父亲的病床前,他脸上有一种歉疚和尴尬的神情。我知道他是因为大小便失禁而难为情。屋里满是异味,板凳、杯子和喝的水似乎都沾上了奇怪的味道。他故意吃得很少,水也喝得少,时刻都在装睡,因为不知道说什么好。”我很少读到如此动人的父亲形象。装睡这个细节太厉害了,太经典了。两岸写出这篇文章很无自信,经文友们称赞鼓励,我们才读到了这部精彩的纪实散文。几十个人物,个个特立独行,匪夷所思,只存活在生活的底层,非凭想象能够虚构。诗人只提炼,不添加,她纯用白描平实记来,个个跃然纸上。她说外婆讲那些往事时“最苦的,也笑着讲”,她整本书都是这个风格,因而倍加感人。有一段写大荒年:“小姨刚会走路,粮食关(闹饥荒)开始了。水佬坡上的人,一家一家地饿死。野菜、青草和树根都被吃光了。母亲走进一户熟人家想讨口水喝,看着那家人围在一起伸着手烤火,一个个却都没了气息。” 只有现实生活能够提供这样超乎想象的场景,而两岸能出之以这样举重若轻的笔力。

  这两本书,都让我读出了不掺假的真实、深入一层的真实。而引出来的感慨,则是许多新作品的共同命运:高质量,零反响。

  这其实是常常思考的问题,原因很多:文学日益边缘化;写作质量水涨船高,强中更有强中手;文学产品数量巨大,小作者小刊物小出版社不易进入评论家的视野等等。特别是文化消费快餐化的趋向,使许多人失去了从容阅读的耐心。这些客观因素都毋庸置疑,十分强大,于是我从文学本身来作思考:在主旋律作品这条康庄大道和另一条通俗文学的集市大道之间,还有没有契诃夫、萧红式的手推车的慢车道?碎麦草还有无安身立命的空间?

  长久的温饱安定,会使生活沉闷琐屑、精神昏昏欲睡。民谚曰“无聊犯法”,高尔基有篇小说就叫《因为烦闷无聊》,一群住在荒凉草原上的男人,纯粹出于烦闷无聊,作弄一个单纯女孩取乐,结果逼死了她。无聊难耐,就寻找刺激,八仙过海,自适其适:从打麻将、读丑闻艳事、跳广场舞,到扎堆旅游、追星逐王、飙车别车、酗酒滥烟、赌喝拼吃等等;而且口味越来越重,甚至嗜痂成癖,不惜以身试法,直至后果严重的婚外恋一夜情、吸毒斗殴、造谣耸听、恐怖恫吓等等。反映到阅读上,写挖坟盗墓、江湖恩仇、后宫秘事、悬疑玄幻、商界鏖战、官场斗法的作品之能拥有天文数字的读者,正是应运而生,非出偶然。当然,武侠和玄幻等类小说也有文学性高的作品,如我读到的金庸、沧月。文学只论品位,不排等级。在主旋律作品和通俗文学两个巨大存在的夹缝中间,一些坚持契诃夫、萧红传统的作家,如实刻画这种琐屑沉闷的现实,以警醒“当局者迷”,本是本分天职;最早刻画这种生活的作品也已经引起过强烈反响,作家以此成名。但30余年过去,“文革”结束时那种匮乏、龟缩、压抑的沉闷琐屑,变成了当下有余、张扬、恣肆的沉闷琐屑。二者有饥饿与饱胀之别。当时揭示那种生活现象的作品,使读者霍然惊觉:不能这种活法。警醒的基础是他们本不愿这样生活。如果仍然只是如实刻画这种生活,读来同样琐屑沉闷,就像拿着镜子对他悦:“请看你的一脸倦容。”他是不会待见的,对这副倦容他比你还厌恶。何况他有的是轻松刺激的读物可供消遣。

  愚陋如我,解不了这个无解方程式。思来想去,似乎也就是几种选择。

  一是甘守“我是一棵无人知道”而又“从不寂寞,从不烦恼”的小草之宿命。把自己的作品视为投入海面的漂流瓶,或一日,或一人,偶然拾到,浏览几行,即属意外中彩;终于没人发现,毕竟得到过往瓶中塞字条的那点乐趣。博尔赫斯的《一本书》说:“静寂的书架上,那沉默的怒吼/沉睡在群书中的一册之内/它沉睡着,有所期待。”让我们也如此期待吧。其实真正的文艺创作之起点在于自怡自足,客观的反响有很大偶然性。文学本无实用,“以无用为用”,在五光十色的现代社会,更不必赋予它太重的负荷。

  一是改弦易辙,走可以预期成功的路。但那是另一种智慧,并非不惜迎合就能如愿。前些年,很有些作家以为“降格下海”就一定经商成功,或写畅销书就必上榜,结果多数头破血流。

  当然还有一条路:金盆洗手。宋人杨万里有首诗很风趣:“一滩过了一滩奔,一石横来一石蹲。若怨古来天设险,峡山不过也由君”。其实做个心平气和的专业读书人也不错,我从来读书的兴致远远高于爬格子。

  但如不肯善罢甘休,仍想搏它一回,我想那就要在文体的原创性上多绞些脑汁,往深入处和升华处多用些力气,努力在有限的空间里挣出一头地。俄国批评家别林斯基说:“文体——这是才能本身,思想本身。文体是思想的浮雕性、可感触性。在文体里表现着整个的人;文体和个性、性格一样,永远是独创的。”有两句今人的诗也说得好:“晓来纵放莺千啭,孰若荒鸡第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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